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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遹眼睛一亮。
确实是一个好主意。
“只是，寒门之人，当有大才？”
说完这句话，司马遹顿时觉得不妥，马上解释道:“广元侯是大才，朕是知晓的，但广元侯你乃是异数，而天下如你这般的异族，又真有？”
便是司马遹，对寒门也是有一定的偏见的。
这个时代，大多是崇尚门第出身的，也不能怪司马遹。
“或许有之，况且，臣下不过是要几个打下手的而已，并非需要大才。”
司马遹轻轻点头。
“只是他们未定品的话，也难如朝堂。”
九品官人法是选才制度，既然有这一套制度在里面，便是要遵守的。
在制度之外选人，岂不是无视九品官人法？
此事一出，恐怕全天下的士子皆是沸腾。
朝堂上的位置就那么几个，寻常人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好不容易爬上来，结果遇到脚本开挂的。
他们心中自然不忿。
王生的事情，便已经遭到了不少士子的碎语了。
只不过王生从龙之功，这种功劳加身，再加上皇帝的信任，因此碎语，也只能是碎语，大声不了。
但若是王生搞出了另外一套选人制度。
这碎声，绝对震耳欲聋！
“臣明白，如今天下纷乱，朝廷存储的粮食亦是不多，臣下不需要有朝堂上的人，只需要有下面的人，陛下何不重启典农中郎将？”
天下缺粮，那就种出来啊！
现在皇帝对地方的掌控不够，那么就派人掌控地方。
至于要在朝堂上安插人手，便是王生想，但是皇帝也绝对不会答应的。
王生可是司马遹眼中的孤臣，怎么会让王生成为权臣。
“若是重置典农中郎将，也并非不可，只是，恐怕有些困难。”
困难当然是有的。
原来的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都变成了太守，至于属官，皆成县令。
现在天下可挑选不出没有主官的土地了。
况且，屯田令之所以成为历史，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屯田是带有公共性质的，屯田的劳动成果除了按比例分给屯田民之外，其余都归国家所有。
在曹魏早期，人少地多，这种状况可以维系，达官贵人不用和屯田争地皮，地多了也没人种。
但是到曹魏后期，人口不断恢复，地主豪族再次强大，他们想要更多的土地，最简单、划算的办法，自然是去侵占公共的屯田。
《三国志高堂隆传》说，何晏等“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倾及坏汤沐邑以为产业”。
《晋书王恂传》也有记载，曹魏当权者为了笼络人心，“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屯田户）数各有差”，实际上就是把公共的屯田私分给了达官贵人。
屯田再多，也架不住挖墙脚的硕鼠更多，达官贵人都想从屯田中分一杯羹，屯田制度自然摇摇欲坠。
屯田制度的分成比例，大致如下:如果使用官牛，政府和屯田民六四分，政府拿大头；如果不使用官牛，政府和屯田民五五分，双方平分。这样的分成比例，其实是比较严重的高盘剥。
西汉、东汉的大多数时候，施行的是“三十税一”的政策，农民只要上交收成的33。曹魏对普通农户的税收制度是，每亩收租四升，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二斤棉。
《晋书食货志》记载，东晋的税率是“十分之一”，摊入土地中，每亩地纳税三升米。按此推算，曹魏普通农户的税率（每亩地纳税四升米）大概是收成的133。屯田制度要分掉屯田户50-60的收成，显然是一种高盘剥的分成比例。
相比之下，屯田民的负担是很重的。
曹魏初年，在遍地战乱、人吃人的情况下，老百姓为了生计，接受屯田制度不失为一种“好”选择。
但到曹魏末年，日子比较安稳的情况下，继续接受高盘剥的屯田制度，很多屯田民就不愿意了。
《三国志赵俨传》记载，“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聚党据陈仓”。
《三国志袁涣传》记载，“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当时曹操把屯田从强制改为自愿，情况才有所扭转。
可见，在曹魏初年，也只有条件特别差的人家才愿意接受屯田的高盘剥。
屯田民不愿意干，达官贵人又想挖墙脚，树倒众人推，屯田制度自然很难长久。
充其量，屯田制度只能算是一种战时应急的过渡性政策。
但王生，并非是真的恢复屯田令，他只是要些地方，搞出成效，一面可以为国家提供粮草，另外一方面，可以做曲辕犁与化肥的推广，也就是试验田。
让天下人看到化肥与曲辕犁的好处，这两样的东西，才能推广出去，才能产生更多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