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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南堂经费管理的是刚刚因为反对改革而被拿下的葡萄牙人、执事傅际讯。
因此，熊三拔并不清楚澳门耶稣会汇了多少银子过来。
魏公公便叫熊三拔去问傅际讯，不多时熊神父过来说傅际讯前后收了澳门汇银两笔。
和熊神父一起来的是比利时人罗启南，他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熊神父特意让他过来向大主教阁下说明情况。
据罗启南说，澳门耶稣会汇来的两笔银子，分别是一笔是现银，共一万五千两。走的海运先到的广东汕头，之后陆运至南都，再走的漕运进的京。
另一笔是汇银，也就是时下流行的钱庄承兑。经广州、扬州、京师三地的钱庄转兑出来的，约三万五千两。
这两笔银子的运输和汇兑都很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周折。同时，不管是海运还是陆兑，经手人都是广东从事海贸的商人。
“大主教阁下，在华耶稣会和中国的广东官府有联络途径，资金方面也有专门的广东商人负责，从前耶稣会向中国内地拨付经费一般都是交由这些广东商人来做”
根据罗启南的说法，广东的“粤商”有很多都是从事海贸的，并且和江南的商人一样都是原材料的供应商。
所以，粤商们为耶稣会提供帮助，耶稣会反过来也帮助他们将货物外销，这样双方就是彼此互助互利，属双赢关系。
现在东亚及东南亚最大的货物中转站是吕宋的马尼拉，而“经济”中心则是澳门，大明则属于货物最大出口国。
政治上，澳门属广东香山县管，无论是主权还是治权，亦或司法权都属明朝，和“租借”是两个概念。
准确的形容，澳门应当属于明朝在帝国最南端设立的一个对外开放窗口，此窗口的设立并非是简单的葡萄牙求取居住权，而是隆庆开关带来的海贸影响所致。
澳门开放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每年，大约有1400万两白银经菲律宾输往澳门，之后再由澳门输入明朝。
同期，明朝的财政收入一年不到500万两。
长达半个世纪的白银输入，使得大明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保守估计经澳门流入中国的白银多达数亿两。
在此过程中，属广东香山县的澳门“特区”也承担了东西文化交流的重任。
“西学东渐”影响下，这才有了在华耶稣会以及徐光启等一大批致力于改革开放的官员；也才有了大量的西洋火器以及技术人才的东来；有了西洋雇佣军为明朝征战鞑虏的故事；有了明朝皇帝受洗加入天主教的故事；有了明朝向梵蒂冈求援的故事
甚至于，明朝的灭亡都和澳门有重要的关系。
因为有了澳门这个对外的窗口，遂有数亿两的白银流入大明，然而这些白银并没有进入到明朝的国库，或者说大部分没有入过国库，而是进了商人和士绅的腰包。
经济学上的正常情况，大量白银的涌入肯定要造成明朝的物价飞涨，实际上直至明亡，明朝的物价都是相对稳定的，白银不仅没有贬值反而还贵了起来。
原因就是白银虽然不少，但掌握在少数富商的手中，由于贸易结构单一，生产丝绸、茶叶、瓷器这些商品不需要拿出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所以商人们喜欢把手中的银子囤积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白银储备”。
白银没有进入消费领域，自然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为了赚取更多的白银，商人士绅们大量种植经济作物，直接导致明朝粮食减产，著名的江南和湖广产粮区耕地数量不断下降。粮食下降的同时，经济作物的内需又严重不足，物价长期低迷，反而促成了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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