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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二年三月，大明朝廷通过了加征奢侈税，比如之前一两印泥作价20两白银，之前的坐商是三十抽一，也就是需要缴纳六钱七分银的税钱，而现在加税到了30，就要纳税六两的税钱。
这种税是一种特别税，商品的目录非常明确。
而且收税并不是去坐商手里收税，而是在街道的两侧，设立稽税房，专门厘清税款。
用尽心机和手段，其实也可以逃避，但你手里的东西，是真是假，那就没人去证明了。
奢侈品的本质就是浪费，浪费的目的就是炫耀，不交税，没有税票，你手里的奢侈之物就不知道真假，所有人就会默认为假，那么奢侈品最大的交换价值和情绪价值就荡然无存了。
明明是用的一样的蜀锦川锻在成衣店做成的衣物，款式都是一模一样，花费了重金，结果因为缺少了认证，换来的只有嘲笑，而不是羡慕的目光和夸赞。
拜金钱教，认为金钱是无所不能的，这本质上是对劳动产生价值的否定，否定劳动价值论，就是否定个人努力可以改变命运，最终的结果就是大明整个社会，由上到下的整体失活。
大明已经进入了兼无可兼，并无可并的地步，靠着个人的努力，辛勤的劳动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的地步，如果拜金钱教进一步蔓延，那么大明整体失活，朝廷系统性失灵，就已经不远了。
个人努力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朱翊钧说不好，但他已经在尽量做了，让個人的努力有所回报，劳有所得。
朱翊钧对于加税十分谨慎，十二年的时间，他就加税了两次，一次是出海的直接利得税，这个税在民间被称之为叛逃税，背叛大明、逃离大明，交了钱就可以自由离开的税，带有十分明确的贬义，第二个就是眼下推行的奢侈税了。
其实除了这两个加税，还有一个也是加税，那就是在松江府试行的一条鞭法。
这也是阎士选下定决心离开上海县的原因，阎士选不是申时行、姚光启这样的天上人，面对一定会矛盾冲突更加激烈的局面，阎士选只能逃避。
朱翊钧从来不认为阎士选的逃避是可耻的行为，一如当初王之诰选择了离开文华殿，不敢继续走下去。
逃避并不可耻，因为官场就是如此的残酷，你朝中无人，仕途就是如同三伏天过火焰山，连个遮阴的地方都没有，而显然一条鞭法的试行，就是三伏天过火焰山一样的危局。
一条鞭法要解决的是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就是将种类繁多的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一条编，折算为银两纳税；要解决的是大明财税制度的不完整，这是自大明建立，洪武年间遗留的顽疾；要解决的是从实物税转向货币税；
而且一条鞭法要解决的是百姓负担过重的问题，松江孙氏孙克弘说的很明白，一条鞭法就是加税，但一条鞭法执行的越到位，越彻底，百姓的负担就会越轻。
越加税，百姓的负担越轻，就像是越加税越能抑制兼并一样，是个悖论，但在大明特殊的国情之下，是合理的。
自洪武年间定田赋三十税一之后，大明田赋看起来很低很低，但其实自洪武年间就存在一个运费的问题，那时候是民解官收，就是百姓自己运到县城或者府衙，这几十里路，上百里路的粮食转运，需要多少粮食浪费？从地方到朝廷又有多少？
后来改成了官解官收，但是官府也要征发劳役，运费的问题，仍然是一笔巨大的支出，需要加派。
但是换成白银就简单多了。
大明每年从南衙取400万石的漕粮，南衙地方很多官员，都是带着白银到松江府，直接购买舶来粮，粮食连船都不下，直接入京，这样一来，地方衙门也卸下了沉重的运费负担，当然这个钱，四差银、丁徭银，还是要收的，只不过都落到了地方衙门的口袋里。
由大明朝廷的基本运行逻辑可以看出，朝廷、官府，就只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统治工具，而大明的统治阶级非常明确，世袭官和官选官，和诞生官选官的乡贤缙绅、势要豪右。
而国朝这个工具，既可以捞取利益，也可以确保自己的社会地位。
一条鞭法，就是要动势要豪右、地方衙门的蛋糕，是统治阶级的内讧，这种程度的矛盾和冲突，阎士选选择离开，是审时度势，也是无奈，他阎士选要是王崇古的族党，而不是普通的晋党，他也敢在上海县战斗到最后一刻！
“阎士选的逃避并不可耻，因为他是在知道了姚光启来到了上海县后，才选择了离开，这也是一种负责。”朱翊钧亲自给阎士选写了一封信，勉励他到了杭州府后要好好干，随着书信一起送到的，还有刚刚印出来的《官场纪实：从入门到权倾一方》。
这是肯定，也是勉励，相比较松江府这个第一战场，浙江这个第二战场同样重要，浙抚朱纨、李天宠、胡宗宪先后在浙抚的位置上，因为平倭而死，无论是严党还是清流，在嘉靖年间，只要平倭，都要死。
所以，阎士选到杭州做知府，也不能放松警惕。
阎士选不是不负责任，姚光启早就做出了选择，海带大王这个诨号，就注定了姚光启只能在坚持为百姓谋利这套路上走下去，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了，姚光启脸上有道疤，那是他为保护百姓利益的功勋章。
“陛下，归化城来的奏疏和游学札记。”冯保呈送了另外几本奏疏。
朱翊钧收到了林辅成、李贽的第二份草原游学札记，这份札记，依旧胆大包天，不过胆大包天不是指责国朝失去了灵魂，而是行为过于大胆了。
讨论的内容，仍然是宗教对人的异化。
林辅成一行人顺利抵达了归化城，绥远布政使以极高的规格接待了他们，三娘子也委婉的表示，希望林辅成和李贽能说点好话，三娘子作为大明册封的一品忠顺夫人，对于黄公子的身份还是十分了解的。
三娘子清楚的知道，林辅成他们这趟游学的收获，都会直达天听，自然不敢怠慢。
但是林辅成依旧批评了归化城，批评了归化城的宗教，多少有点给脸不要脸了。
归化城附近有个喇嘛庙，香火极为鼎盛，每到三月初三，都要召开法会，林辅成和李贽这才了解到，三月初三的法会是普遍存在的，就是春暖花开，河流解冻的时候召开。
草原上的春天比内地要晚很多，三月初三，正是最忙碌的时候。
草原的法会很有问题！因为影响到了草原的春耕，人都跑去参加法会了，结果就是春耕被耽误。
在大明，春蚕要吐丝的时候，哪怕是县太爷下乡，都不能鸣锣开道，因为春蚕受到惊吓，不会吐丝，甚至惊厥而亡；在大明，老牛下了小牛犊，所有人都要轻手轻脚，衙门要遣衙役上门道喜，并且记录在案；
大明律明确规定，在一月到三月，任何衙门无故不得征发劳役，除非有圣旨，但皇帝一般为了避免被骂，这种圣旨轻易是不会下的。
在收割麦子的五月，县学里的童生，都会放假，就是收麦。
是保生产还是保礼法？大明选择是非常明确的，两百余年也没变过，那就是保生产。
但是草原不这样，归化城的喇嘛庙吹吹打打，法会要进行半个月之久，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要前往。
林辅成直接化身为了大喷子，跑到了人家喇嘛庙里闹事，在法会上，大放厥词，怒喷这些大喇嘛不干人事，大喇嘛被骂了半天，最终还是不敢还嘴，选择了解散法会，让壮丁回家春忙。
大喇嘛本来想骂回去的，甚至发动僧兵把这个林辅成的嘴给缝上，读书人骂街，那可比泼妇骂街要狠得多，因为很多时候，大喇嘛们根本听不懂骂的什么，就知道很脏。
但是大喇嘛们看着陈末这些缇骑们默默架起了虎蹲炮，立刻清醒了起来，选择了认怂。
佛法挡不住弓箭，也挡不住火器，陈末领到的皇命就是保护这帮游学士子的安全，这个游学团无论犯什么错，也只有陛下可以审判。
草原的春耕，除了种牧草以外，就是剪羊毛，这都是必须要在这个时节做完的事儿，否则羊毛会在春风之下自然脱落，吹得哪里都是，只有小孩和妇女，是干不完这些活儿的。
而牧草因为栽种过晚，正好无法供应小羊羔出生前和出生后母羊那堪称恐怖的食量。
林辅成觉得草原人疯了，一年之际在于春，这么重要的时间，搞什么法会！佛祖能给吃给穿给用吗！简直是胡闹！
林辅成完全就是情绪输出，怎么骂的难听怎么来，而李贽则探讨了其中的原因。
李贽是以唐代诗人李约的《观祈雨》一诗为开头。
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
久旱无雨，桑树长不出叶子，土地皲裂，风一吹尘土飞扬，土地好像要生烟燃烧一样；人们敲锣打鼓的来到了龙王庙前祈雨。
而朱门之内的富贵人家，仍在观赏歌舞，听闻有人到龙王庙祈雨，担心春天的阴雨绵绵，使管弦乐器受潮，无法发出美妙的声音。
所处的立场不同，看待问题则不同，在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的干旱之下，百姓们只希望普降甘霖，而富贵人家，则完全不必担忧干旱造成的影响，他们更加关切管弦乐器会不会受潮。
草原上普遍上存在的三月初三的法会，也是如此。
支持喇嘛们举办这样法会的贵族们，其实不必担心羊毛的损耗，不必担心羊羔营养不良，也不必担心羊羔因为母羊奶量不足而饿死，因为到他们手里的财货不会减少，大不了再苦一苦穷民苦力，骂名喇嘛来担。
林辅成大闹水陆法会之后，三娘子专门上了道奏疏陈情。
三娘子的奏疏解释了为何要在春忙的时候，召开法会。其实就是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身处其中，习以为常，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直到有人点出来问题后，才懊恼无比，如此简单的道理，之前却没人注意到或者没人提及。
皇帝的新衣里，只有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指出了皇帝没穿衣服，草原上不是没有聪明人，不是没人看出问题，而是不愿意多管闲事，穷民苦力们有再大的怨言，也传不到三娘子的耳朵里。
三娘子也是草原上的统治阶级，上情下达这个亘古以来的难题，在草原也普遍存在，三娘子做出了保证，大喇嘛的法会不会再春忙召开，但凡违逆，就责令大喇嘛还俗，把喇嘛庙烧个干干净净。
三娘子在奏疏里，再次委婉的表示，希望皇帝陛下能管管晋商，他们在草原放印子钱，已经赚了很多钱了，给边民一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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