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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田令扩大会议上，王国光突然改变了想法，选择了支持张居正的一顷还田令，不再要求十顷。
王国光之前和张居正关于还田的具体政令，进行了数次的争吵，但每一次结果都是张居正认同，可始终不肯放宽政令，也不说原因，直到当着皇帝的面儿，把事情掰开了说，王国光才彻底清楚了张居正这种严苛的政令，另外的目的。
王国光忽然觉得，不改也行。
什么暴力严苛多大点事儿，再严苛点也没什么关系，必须要让天下人知道，刺王杀驾要付出何等的代价。
张居正、王崇古、王国光、万士和这四位阁老，还有骂嘉靖皇帝的海瑞，都是嘉靖年间的老人，都是亲历者，他们那时候想不明白，嘉靖二十一年前励精图治、斗志昂扬的皇帝，在嘉靖二十一年后，选择了自我放逐，身居西苑不出，一心焚修。
国势危如累卵，北虏入寇、倭患四起，皇帝仍然把自己放在西苑里，不闻不问。
现在皇帝过于勤勉，让朝中多数人忘记了当年皇帝心灰意冷之后，对国朝造成的可怕危害。
帝制就是这样，以帝王顺心为主，万一皇帝摆烂，真的会国将不国。现在，还田令的保守派，反倒成了大明皇帝朱翊钧。
“王次辅认为呢”朱翊钧看向了一直没有明确表态的工党党魁王崇古。
王崇古从争吵开始，就一直一言不发，正经的装糊涂的师爷，朱翊钧询问他的意见。
“陛下，臣从来不是忠君体国之人。”王崇古看了眼张居正，由衷的感慨道。
忠君体国的前提是忠君，他是奸臣出身，说忠君那都是骗小孩，这也是他为何跟张居正斗法，屡战屡败的最大原因，也不是王崇古真的无能，而是在帝制之下，不忠君，甚至连表面忠君都没人信，那就是天然劣势。
龙旗大纛，是杆大旗，谁扛着，谁就占了大义的名分。
“陛下，臣以为，还是一家十顷，三七五减租。”王崇古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不忠君的选择。
“王次辅，让人永远保证理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但国事需要理性，不能感情用事，一顷这个标准还是太严苛了，不符合眼下的实践。”朱翊钧认可了王崇古的意见，因为这是个理性的选择。
消灭宗族不是一道两道政令，而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让封闭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才能彻底将宗族埋进土里。
整个大明只有松江府一府之地，有资格说摆脱了小农经济，迈入了商品市场经济，这是大明九省之地和庞大的海贸规模硬生生的喂出来的结果，浙江、南衙、山东、广东等等富裕的地方，仍然是小农经济为主。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一个被广泛反对的政令，决计不能执行下去。
“陛下，要不这样吧，再削减浙江十个进士额员，也不给北榜和中榜，给松江府和南衙各五员，松江府越来越繁荣，而且还有水师学堂，这五员真的不算多了。”万士和思索了一番，给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削减进士额员，用以惩戒浙江地面势要豪右的刺王杀驾。
至于给南衙这五个额员，其目的自然不言而喻了，斗蛐蛐需要草棒，这五个额员就是草棒，陛下要走，可南衙一直在，浙江南衙一直铁板一块，多少有点让朝廷忌惮，让南衙和浙江离心离德，这种风轻云淡里挑外撅的功力，就是礼部尚书的涵养。
进士额员一旦削减，就是永久性的削减，捞到手里的松江士林和南衙士林，决计不会松手。
看似不多，但两次削减共计削减了二十五员，这就是刮骨之痛了。
连张居正都讶异的抬头看了万士和一眼，朝堂明公，真的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进士额员是权力的分配，过去，每一个进士都意味着一个家族的诞生，权力的分配就是利益的分配，总计二十五员的永久削减，那就代表着浙江在朝堂的影响力永久性的削弱了三分之一。
“大宗伯，果然是读书人啊。”朱翊钧由衷的说道，论狠，还是读书人狠。
一顷还田令和削减进士额员孰狠其实是万士和更加歹毒。
一顷还田令是可以规避的，朝廷不让个人持有田亩超过一顷，地方缙绅可以将田亩分给族人，然后以长租的形式，进行实质性的土地兼并，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田土，总是要有人去种的。
小农经济下，田土大量抛荒，因为封闭的小农经济之下，田土的产出有限，收获有限，真正种地的人都其实很清楚，有些时候，只是地荒着，于心不忍。
种地真的不是特别赚钱的买卖，而且风险也很大，旱了涝了，都有可能颗粒无收，甚至不那么稳定，除非朝廷抛弃常平仓，允许哄抬炒作粮价，粮价飞涨，才能保证种粮的高回报。
种地不能太赚钱，因为太赚钱就会加剧土地兼并，但也不能不赚钱，收益还没投入大，自然没有人种地，土地抛荒就又成了头等难题。
而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之下，田土的产出就更显得有点鸡肋，辛辛苦苦种一整年，可能还没有工坊一天收益高。
徐光启的父亲，就把所有的田土都卖了，经营棉纺、丝绸坊，成为了海商，甚至是远洋商行的东家之一，就是典型的例子。
可是永久性的削减进士额员，代表着权力分配的盛宴上，要少吃，本来文教兴盛、就吃不饱的浙江，就会变成饥肠辘辘。
“啧啧，大宗伯日后可千万不要再到浙江来了。”王国光啧啧称奇，这万士和不吭不喘的就给浙江挖了个更大的坑。
万士和十分平静的说道：“都在南榜里，又没有去别的地方，明文里只有南北中三榜，是吧。”
万士和也有话说，歹毒哪里歹毒了这是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的调整！而且是在南榜内部打转，根本就不歹毒。
“那就这样”朱翊钧看向了所有人，政策调整为一家十顷，三七五减租，额外再削减浙江进士额员十名，稍示威罚。
“臣遵旨。”张居正认可了政令的调整。
“臣遵旨。”王国光也表示了认可。
“吵归吵，但达成了共识，那就执行下去。”朱翊钧摆了摆手说道：“都是为了大明更好，不要伤了和气。”
都是为了大明好，凭什么我张居正要听你王国光的我王国光要听你张居正的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作为裁判的皇帝，必须要把握好这个度，一旦变成了路线之争，就会万事不顺，新政就会变成一地鸡毛。
政令的反复，会让天下疲惫。
所以，需要廷议，商量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关起门吵翻天，开了门，就要拧成一股绳。
执行政令，从来都不能一厢情愿，一顷还田令的政策修改，终于让浙江地面，甚至是大江南北的暗流涌动停了下来，朱翊钧现在当然拥有可以将一顷还田令彻底执行下去的暴力，但把天下再打一遍，就是剧烈动荡，遭殃的还是百姓。
这是大明皇帝的妥协，但没有人会觉得这是皇帝的软弱，而是将其解读为了仁德！
朱翊钧手里拿着一本案卷，仁和夏氏夏安杰被迫铤而走险的原因，是他们家赔了钱。
当初林辅成得罪了仁和夏氏，在杭州弄了个罪身，再也不能考功名；后来三都澳私市，仁和夏氏就被抓了七十二口，大宗被流放到了爪哇；这些都是仁和夏氏和大明皇帝的恩怨情仇。
但这种大宗族就是你这样，大宗被抓，旁系就成了大宗，夏安杰就是在三都澳私市之后，成为了仁和夏氏的族长。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夏安杰成了大宗后，非但没有痛定思痛，反而继续做着老本行，走私贩私，但随着海防巡检司的不断完善，这个活儿，变得风险更大，相继几次，都被抓了个正着，怨念是一方面，赔钱是现状。
手里没把米，叫鸡鸡都不来，夏安杰必须要想办法生财，开海的东风之下，别家的买卖越做越大，他家越做越小。
压死夏安杰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夏安杰被自己家的大掌柜给坑惨了，一个买卖，赔了20多万两银子。
仁和夏氏从来没有经营过染坊，但这些年染坊的生意越发红火，夏安杰眼红厚利，开始布局染坊，他的大掌柜介绍了个经纪买办，购买了一家染坊，无论怎么看，这染坊都是大赚血赚的买卖，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
可等夏安杰接手了这家染坊，才知道自己被坑了，这染坊就只有个空壳儿，匠人匠人没有，染料没有稳定供应，更别提什么独门秘籍了，甚至连帐都是假的，这染坊从万历六年建立，到万历十二年，整整六年时间，没有开工过一天，可是账目上，生意火爆的很。
二十万银的大买卖，夏安杰不止考察过一次，可夏安杰的大掌柜要坑他，只要夏安杰考察，工坊就会雇一大堆人，装出热火朝天的样子，整个工坊里唯一染的布，全都是夏安杰过来看的时候染的，一文不值的垃圾。
等到夏安杰找这个大掌柜和经纪买办算账的时候，才发现人早就跑的无影无踪了。
这大掌柜本来就是原来夏氏的大宗的人，换了家主，坑起人来，根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这二十万银的亏空，让夏安杰和元绪群岛一些人开始接触，贩卖阿片，无疑是来钱最快的买卖。
夏安杰开始贩卖阿片，这就注定走上了不归路，最终在这些反贼的蛊惑之下，下定了决心，要袭杀皇帝，只要皇帝死了，就会有巨大的政治波动，那时候，就没有人会管海防巡检这些小事了。
“也就是说，这场大火，本来就该在长兴烧起来，但长兴应氏不敢，朕到浙江，长兴、湖州、德清，就该有人放火了，但都不敢，唯独到了这仁和，他夏安杰干了。”朱翊钧从夏安杰的口供中，得到了一个值得玩味的消息。
事实上，这把火，在朱翊钧进入浙江就该烧起来了，但长兴应氏不敢。
反贼们借着讲学诗会的名义在三月三举办了集会，在集会上，众人信誓旦旦，应氏答应的好好的，定教皇帝有来无回！
但应氏到底是没那个胆子，包括德清沈氏、湖州谈氏，都没敢动手，实在是皇帝的缇骑、京营锐卒、水师精锐有点太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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