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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回到京师至少要一百八十天,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北衙到琼州,路途遥远。
朱翊钧在读书,他不怪那些言官们朝天阙。
给事中、监察御史,大多数都是给刚从翰林院观政的新科进士的官员,都是些年轻人,他们热忱、他们热情,他们热血,他们冲动,他们对国事愿意表述自己的意见,他们对邪恶不能容忍,他们同样容易被人利用。
都察院那么多的御史,全都是晋党的人?
但是一小撮坏到流脓的狗东西,四处煽风点火,这些御史们就容易被鼓动。
风力、舆论、清议,多数都是如此。
朱翊钧并不怪他们,年轻人不气盛,年轻人不热血,那还是年轻人吗?他们的血冷了,那大明才是一潭死水,根本没救,可以等死了。
只是经过此事之后,朱翊钧发现,葛守礼大约真的不知道陆树声失仪之事,被御史们编制的信息茧房,牢牢的控制住了。
海瑞回京,也会被信息茧房,牢牢控制住,而后成为族党们手中的利刃吗?
朱翊钧一脸平静的读书写字,等到海瑞回京,这把刀一定会牢牢的握在自己的手中。
张居正坐直了身子,开始廷议第二件事。
戚继光回京。
戚继光要回京了,而且是开皇极殿领赏。
张居正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对戚继光驻扎北土城、入德胜门、入东长安门、入承天门的具体时间和礼仪,都做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
张居正说这话的时候,一直在看着礼部尚书陆树声,他希望陆树声不要在这件事上自误。
“族党排异不胜不止,陛下深忧、太后焦急,雒遵、景嵩、韩必显三言官弹劾一部大臣之事已经了结,应当洗心涤虑,用心办事,莫要自误。”张居正合上了手中的奏疏,用极为平淡的声线,讲着威胁最重的话。
富国强兵,就是张居正当国的总方针,陈五事疏是他变法的第一步。
而富国要抓税赋,抓税赋就要抓吏治,所以他推行考成法,唯有吏治清明、上行下效、政令通达才能收得上来税,没有吏治,谈收税就跟谈青楼女子卖身不卖艺一样的滑稽。
而强兵,则主要以蓟辽总兵官戚继光的南兵为核心进行强兵。
这是不符合大明制度设计的,不符合祖宗之法的。
戚继光的南兵为核心的十万雄兵,是大明朝的快反支援部队,无论是东北还是西南有战事,都可以进行调度。
这本应该是京营的职责。
戚继光的蓟辽军队就是再强,那也只是边军,不是京军,名不正则言不顺,张居正让戚继光执掌三镇之地,这样做,是极为危险的。
因为边军很容易变成尾大不掉的祸患,这个过程不以戚继光本人的意愿而转移,更加确切的说,蓟辽军会被变成了祸患,有人会把他们变成逆贼。
如果可以给戚继光封爵,哪怕仅仅是个流爵,也能把戚继光调入京师,成为京营总兵官,那京营之事,就不会如此糜烂了,强兵之事就变的名正言顺了。
因为京营是天子亲军。
明初的时候,明成祖朱棣曾经下过一道诏书,让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高炽,无论是风霜雨雪,都要到京营操阅军马。
边军戍边,京营征伐,是大明的祖宗之法,但是大明京营在明英宗复辟解散,在明宪宗继位后重组,就再也没有恢复过大明军容耀天威了。
张居正在一步步的试探,试图以功劳给戚继光封个爵位,而后戚继光就能名正言顺的回京来做总兵官,这样一来,才是强兵本务。
张居正看着礼部尚书陆树声,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若是这次戚继光入京之事,再出了岔子,那就不能怪他不客气了。
张居正有没有手段,他的手段很多,但是给人泼脏水,是最简单的事儿了,陆树声若是敢在这种廷议通过的事儿上捣乱,那就不能怪张居正做那个小人了。
比如找几十个孩子跑到陆树声的府上寻亲,无论陆树声的品德是否高尚,都只能致仕了。
廷议还在继续,朝臣们还在吵架,朱翊钧仍然颇为认真的读书,再没有说过话。
张居正在说完戚继光入京之事后,也变得心事重重,他其实有些担心,陛下对科道言官们产生误会。
科道言官和阉党一样,都是人厌狗嫌的存在,不招人待见,张居正也烦这些人,葛守礼直呼其名,攻讦首辅,张居正能咋办,他也不能怎么办。
科道言官真的有存在的必要,虽然他们时常被当成攻讦大臣的刀,但若是朝堂上没有了这些刀,才是乱套。
科道言官,是大明纠错机制极为核心的一部分,虽然这种纠错机制在族党的利用下,逐渐变质了。
朝天阙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斗的手段,而不是纠正皇帝错误政令的机制,就像晋党最开始是为了解决边患而走到一起,现在已经变成了垄断对鞑靼贡市和走私为利益核心的族党。
“臣等告退。”群臣恭敬行礼,离开了大明朝的文华殿。
张居正甩了甩袖子,作势就要行大礼跪下说话,他朗声说道:“陛下,臣有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