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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外，到底拥有多少牲畜，可以成为一个肉食者？能大约等同于大明的乡贤缙绅。
根据墩台远侯的奏闻，需要三百只羊以及九十头牛，对于马匹的数量反而没有要求，十五亩草场供养一只羊，或者喂饱05头牛，而这三百只羊和九十头牛，维持这样一个牧群，需要7200亩的草场，到这个地步，可以在草原上称自己为肉食者了。
这样一个牧群，能养大约六十户人家。
随着大明国势衰弱，随着草原的环境逐渐恶劣，草原上的随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已经逐渐演变成了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而这三百只羊和九十头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标准，草原不只是放牧，也有耕种，也要修建水利，也要翻耕土地，也要种牧草。
而这三百只羊和九十头牛的产出，却不是很高，因为在商贸不通畅的情况下，牲畜的唯一作用就是肉食和奶，再无其他。
而马匹，草原人也不喜欢养，因为养马就意味着不能养羊、不能养牛，必然要饿死人，马匹无法提供充足的供给生活的农牧产品，但又不得不养马，即便是不南下劫掠中原，面对部落彼此的征伐，也需要养大量的马，来保证自己的牧群属于自己。
而王崇古在塞外共计一万两千顷，共计一百二十万亩草场，能够畜养一百七十个牧群，王崇古在塞外的草场规模，是切切实实的万户，因为他这些牧群，的确可以养一万户人家。
朱翊钧在文华殿上，说王崇古是台吉、是鄂拓克、是万户，可不是开玩笑，因为王崇古在塞外的资产，比万户还要多上一些。
王崇古将这些草场，全部献于阙下，也是经过利益权衡的，大明皇帝恩赏的永定毛呢厂的分成，远远数倍于这一万两千顷的产出。
再多拿，实在是不礼貌了，王崇古害怕皇帝看他太有钱，直接把他给抄家了。
而开海阔少万文卿面对京师第二阔少王谦的时候，才会由衷的说：王少爷，太有实力了！
因为王谦家里真的比万文卿家底丰厚。
阔少们面对大明第一阔少和大明第一抠门的时候，又相形见绌了，大明皇帝是真的有钱，万历二年起，在张居正的主持下，国帑每年都要给内帑一百二十万银，专供皇宫开支用度，生财有道朱翊钧，更是把皇庄的生意做的有声有色。
万文卿离开了京师，在天津卫滨海港坐船前往广州，而随行的还有他的同榜、同师、同乡伍惟忠。
没错，伍惟忠说话算话，跟着万文卿选择了当监当官去了。
至于邹元标，被大明皇帝扔到了应昌放马牧羊垦荒去了，当时邹元标要是答应了万文卿的提议，现在三人早就一起前往广州，享受万国美人在侧了。
“万兄，这这这…”一上船伍惟忠人都结巴了起来，这船居然是一条海上画舫，伍惟忠这辈子都只听说过这画舫的名头，从来没有坐过这海上画舫，这让伍惟忠大开眼界，原来骄奢淫逸的生活是这般模样。
这画舫里面，处处都透着一种奢靡，脚下踩着刷着桐油的柚木板，脚步声都是金钱的优雅，美酒、美人自然是应接不暇。
万文卿的仕途真的不是三伏天过火焰山，哪有这样过火焰山的。
万文卿则是一脸坦然，这不是他家的船，是松江孙氏的画舫，包这么一艘船到广州就要五千两银子，但是万文卿真的花得起这个钱。
画舫是兼顾了舒适性的海船，少爷们才肯整天出海游玩，这就是一个铁证，证明了大明当下的航海技术，是安全渡海，而不是在海上和风暴搏命，在安全的保证之下，出海就不再是一件走投无路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是一个出路。
“邹元标啊，邹元标，也不知道说他什么好，他早点答应了下来，还用去应昌那种不毛之地吗？”万文卿看着画舫的帆船慢慢升起，略有些留恋的看了眼这北方，他在这里考中了进士，金榜题名天下闻。
而后万文卿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回北衙了！这破地方，谁爱待谁待，他不稀罕！
这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到了冬春交际就刮大风，大风里全都是沙尘，冬天干燥无比的同时，还特别冷，万文卿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
万文卿是有暖阁的，但人不能总是窝在暖阁里不出来，还是要出门的，一出门，就冻伤了细皮嫩肉的他。
邹元标去的地方，连个暖阁都没有，稍有不慎，就会被山林的飞禽猛兽给叼走。
万文卿、伍惟忠、邹元标都有各自光明的未来。
在万文卿、伍惟忠、邹元标离开了京师的时候，京师掀起了一股讨论的风潮，各地杂报，开始讨论张居正的心学和胡直的心学，其实这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张居正主张人只要实践，随着践行越走越远，终究会拥有道德，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因为那些人生路上必然要经历的坎坎坷坷，想要走出来，就必然要解决问题，张居正的矛盾说、公私论、劳动图说，方方面面都透露着这种思想，有教无类的教化之功。
而胡直则主张，良能、良行，致良知，他不认为一个无能的人可以走下去，面对人生路上的坎坷，不弘不毅馁弱之徒，哪来的勇气面对和解决这些坎坷，无能之辈只会躲避，而不是面对，怎么可能有良行，进而有良知。
这种辩论十分的激烈，激烈到连皇帝都被牵扯其中。
张居正的观点，显然占据了上风，因为挺张派认为，大明皇帝是教化的成功典范。
在张居正的悉心教导下，陛下显然比没能克终的道爷、一言不发的先帝，要好许多，英明了许多，至少大明皇帝现在每日都会参加廷议，重要国事，都会遵循一定的原则去进行处理，这种高效是大明朝前所未有的。
张居正的奏疏中，不乏批评道爷和隆庆皇帝留中不发的奏疏，这种已读不回，让内阁对国事根本无法处置国事，严重影响到了大明朝廷的正常运转。
而且很多时候，不是事情非常的棘手，皇帝不愿意做出处置，宁愿在那里放着，等待时间去弥合一切的伤口，而是单纯的忘记了，内阁催促之下，才把满是灰尘的奏疏下章内阁去办。
而挺胡派也举出了反例，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曾经是裕王府的讲学学士，徐阶道德败坏人尽皆知，先帝也是非常清楚，所以先帝登极之后，没过多久就发现了徐阶的真面目，将其罢黜回籍，高拱和张居正都在裕王府，先帝就不是特别的勤政。
挺张派是现实，是有教无类的保守派，他们打的是皇帝陛下这张牌，挺胡派是过去，是教化不了就放弃的激进派，打的是先帝这张牌。
朱翊钧是很乐意这种哲学上的争论的，思想上的碰撞，一定会摩擦出火花来，这符合矛盾说的矛盾相继释万理的基本观念，有利于大明社会意识的进步和逐渐接近社会存在。
其实朱翊钧本人是挺胡派，因为挺张派的论点，最强而有力的证据，其实站不住脚，万历皇帝本人就是铁例。
就像朱翊钧习武多年，仍然是个锐卒，绝不是个悍将，更不是一个元帅，没有军事天赋这种事，是朱翊钧的遗憾，也是他认可的现实。
自知之明是个好东西，朱翊钧就从来不喜欢让大明第十七步营地三架偏厢战车向右三丈，那是给戚帅的征战增加难度。
不会打仗，但是朱翊钧会搞后勤。
八月初七，大明皇帝一如既往的前往国子监彝伦堂，这是大明皇帝亲自授课的日子，他教的内容，还是老样子—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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