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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以前竟然征收过“知识税”
有学者将新闻自由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早期政治社会中，公众产生了对新闻的渴望和表达自由的需求，而政府则以书报审查制和许可证制来遏制报刊，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就是范例。
第二阶段，随着“自由战士”队伍的扩大，官方的书报审查制和许可证制被废除，代之以经济和法律限制，如推出针对报纸的“知识税”（taxes on knowledge）和诽谤、煽动、藐视等严刑峻法。开始实行君主立宪的英国在这方面花样最多，美国、法国、德国也经历了这一阶段。第三阶段，报纸通过广告和销售实现独立自主，出现了“新闻强人”。
第四阶段是新闻界作为商业企业的时代，出现了20世纪的集中和垄断现象。这种对任何激进变革的限制也呈现出英国式改良主义的一个特点，即政治上一般不再由官方控制报刊，而由经济法则、尤其是税收杠杆来调节报刊市场。英国就是在1695年以后的办报热潮中迅速进入第二阶段的，“知识税”和诽谤、煽动、藐视等严刑峻法的施行，让报业的发展受到抑制，并且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和后果。
当时一些小册子和小报以低价格吸引读者，最早的便士报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当时许多半便士和1/4便士的“邮报”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出版周期并不规定。它们实际上是小传单，刊登寥寥几则新闻，经常伴有广告，由小贩在街上叫卖。这些报纸的兴起和更多插入广告的做法引起了国会的关注，它考虑对所有新闻性出版物每页征收半便士印花税。
1701年，一份抗议小册子出版，名称为《代表多名与半便士报纸的造纸、印刷和出版有关的人士谦恭地提出诸理由》。它声称，5名主要印刷商从事此行当，每年用掉2万令纸张。“上述报纸都是一张半，向比较贫穷的人仅售半便士，他们是因为便宜才买报的，并且让自己开心，还吸引了他们年幼的孩子，诱导孩子们阅读。如果向这些简陋的报纸（由于纸张粗糙，绅士们一般不屑于阅读）征税一便士半，它们就统统完蛋了。”小册子还说，成百户家庭，包括许多盲人，是以在大街上卖这种半便士出版物为生的。
尽管如此，1712年8月，政府根据《印花税法》对报纸开征印花税。该法规定，每半页或小于半页征印花税半便士，半页以上、不超过1页征1便士，1-6页的征2先令，6页以上书册免征。此后，还对报纸征收广告税和纸张税，三税合称“知识税”。
从1712年到1815年，报纸的税负增加了7倍之多，1815年时一份报纸要纳税4便士。当时报纸售价通常为7便士，只有少数人买得起。
一些报纸停刊了，报纸发行总量也下降了。但是，大多数报纸并没有如作家斯威夫特所预测的那般，因印花税而倒闭，而是设法钻法律漏洞。为了填满可以免税的6页以上书刊，更多的版面给了社论，最早的社论就这样出现了。1724年，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考虑起诉出版伪装成小册子以逃避印花税的印刷商。委员会发现在伦敦就有两份叫《半便士邮报》的同名报纸，还有3份售价半便士的周报。更有公开挑战者：1744-1745年出版的日报《伦敦便士邮报》拒缴印花税持续出版约300天。1712年到1757年，英国报纸的总发行量增加了8倍。
然而，“知识税”还是对报纸出版产生了多重影响。首先，“知识税”在整个18世纪帮助将报纸读者限定为中上层阶级，并决定了《泰晤士报》的独特崛起方式。其次，“知识税”深刻影响了报纸经营，改变了盈利和亏损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因此驱使报纸追逐利润；出版费用占了大头，采集新闻和与政府的诽谤指控作斗争的经费就为数寥寥了。报纸纷纷转向依赖官报《伦敦公报》来获得重要新闻，以此规避可能招致迫害的政治敏感话题。
英国政府最初主要以《伦敦公报》为宣传工具，该报从17世纪创刊开始到18世纪初期的声誉都比较好，然而18世纪初，日报的大量兴起使得政府对报纸逐渐失控。为了保证对舆论的控制，英国的政党都半公开地为报纸提供津贴。受限于财务困窘，编辑和出版商并不拒绝津贴，知名的斯蒂尔、艾迪生和斯威夫特也概莫能外。18世纪上叶的英国作家、戏剧家、诗人几乎都接受过政府津贴，津贴制造成了这些报刊很强的政治倾向性，这种做法在英国新闻史上甚至成了一种传统。
安妮女王（1665-1714，1702-1714在位）时代的辉格党政府国务秘书和财政大臣罗伯特 ·哈利（1667-1724）在1704-1714年间雇用笛福，每年津贴为400英镑。
笛福为哈利写了许多小册子，1704-1713年创办和几乎是一人撰写《法国事务每周评论》（a weekly review of the affairs）（简称《每周评论》，后易名《不列颠民族每周评论》）。
哈利接着如法炮制，雇佣了德拉里维尔·曼利和斯威夫特写小册子抨击他的政敌。笛福后来还受政府委派打入反对派报纸卧底多年。
各主要政党报刊发行人接受的津贴，高的每年达到数千英镑。津贴制度做得最过分的是辉格党领袖罗伯特·沃波尔（1676-1745），根据政府秘密记载，在他担任首相的近21年（1721-1742）里，每年这类津贴高达5万英镑。这种制度使得报人难以摆脱政治而独立发表意见，经常游离于两党之间。一些报纸还将受贿作为生存之道，丑闻传单成为18世纪生活的一部分，而接受金钱刊印吹捧文章、扣压敌对批评以及不利传言成为风气。国家通过贿赂、津贴、提供独家消息和在听话的报纸上刊登官方广告等手段，对18世纪的报刊施加了重要影响。
“知识税”也改变了报纸的外在形态。由于不按纸张大小征税，整个18世纪报纸的开张越来越大。出版商将大于4页的纸张改为半版，大开报纸（broadsheet）开始出现。在古登堡印刷术发明300多年后，报纸终于能够在外观上鲜明地区别于传单、小册子、新闻书了。扩大了容量的版面等待填充，而这一工作是由编辑从事的。编辑的工作就是简单处理材料并予以刊登。政客负责提供文章，记者和广告商负责传送各种资料。在这样的报刊上，准确地报道事实并不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报纸的作用是支持和传播不同主流政治派别的观点和主张。因此，报刊界最响亮的声音来自随笔作家和小册子作者。
最后说明一下，“知识税”是一种讽刺性的说法，最早见诸约翰 ·亨特和利 ·亨特出版的《考察家报》（examiner）（1808-1881），该报缴纳印花税，但是在头版上总是称之为单数的“知识税”（tax on knowledge）。
后来，“知识税”的英文就用复数来统称纸张税、印花税和广告税了，直到1855年才全部取消，英国的报刊数量随之猛增，一批全新的大众化廉价报刊在英国诞生了。然而，工人报纸等激进报业则在这种商业化的冲击下遭遇了市场抑制，最终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