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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廷为了让官员维持还算体面的生活，只好在常俸之外，给官员一些额外的津贴。
尽管在明代尚无养廉银之说，但这些津贴目的还是为了让地方官员养廉。
明代官员津贴，主要有以下三项：
一是差旅津贴，包括官员上任时的道里费，地方官员朝觐时的盘费。
道里费的多少及其等次，大致为：
知府50两银子，知州35两银子，知县30两银子。
地方朝觐官员的盘费，道途远的多达100两银子，近的则为50两—60两银子。
二是柴薪银。
这项柴薪银津贴，实际上往往多于官员的月俸。
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二十八日，冯梦祯正好任职南京国子监，就在这一天，他收到的月俸仅为178两。
至于柴薪银，则收到了两项，其中额定的柴薪银为36两，另外又有冬季柴薪银加上闰月柴薪银共计13两余。
三是廪给银。
如李乐任福建按察司佥事，照例每天有廪给银3钱，每月合计9两。
可见明朝官员的收入少得可怜。
当然明代官员也有一些额外收入。
一些官员会获得来自朝廷各种名色的赐赉，尤其是在朝的大臣，所得赏赉则相对更多。
这部分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
除此之外就是朝廷是赐给官员节钱，属于官员过节时的补助性收入。
但仍旧不能让官员一家老小过上好日子。
朝廷给的钱不足以让自己过上好日子，官员们只有另想办法。
一是官场交际收礼。
如各省进京入贺的官员，全省府、州、县均需要赠送“赆仪及长夫”，其数有时多达300两—500两银子。
二是贪污受贿。
按照明代的俗例，每当朝觐之年，地方知府、知县以上官员，必人须没人拉一二千两银子入京，投送各衙门，及打点使用。
根据明末人陈子龙《安雅堂稿》卷十的估算。
一个仅仅管辖百里的知县，从布衣身份，直至官拜御史、给事中，所费最少大约也要数千两银子。
这些无端的亏空，府、县官员不可能自掏荷包，最后还是通过纳贿等加以补齐。
二是通过侵剋而增加额外收入。
以宜兴县为例，据唐顺之的揭示，地方百姓为了供奉县官的饮食起居，每年将达100两银子。
三是通过勒索、科贿而增加额外收入。
根据成化十五年（1479）明宪宗所下圣旨的揭示。
当时管理京城九门和通州各处抽分厂的内外官员，大多不遵法度。
将那些原本不该抽税的柴米等项物品，“一概擅自抽分，或差人四散当拦，巧取财物”。
京城如此，地方也不例外。
以陕西盩厔县科派车辆、牛骡为例，每年科派的车辆多达三四百辆，折合成银价，相当于一县的均徭银数。
这些科派的银两，最后均落入知县的私囊。
既然你老朱家不给我草吃，我只能自己找草吃。
既然我自己找草吃了，你老朱家的江山破不破灭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朝廷有没有钱也跟我没关系。
所以，朱祁钰一登基就给各级官员涨俸禄，为的就是让官员们对大明能够用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