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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日的筛选,杨士奇与姚广孝从落罢试卷中,遴选出二十份,与之前三百份试卷放在一起,合计三百二十份。
完成了三场试卷评阅,便是试卷的排名与填写草榜之事。
很多人的印象中,既然是排名,应该是从第一名开始吧。
可现实不是这样。
排名之前,考试官先将所有试卷,用字号编定名次,然后填写名次草榜,草榜填写是从第十八名开始的,明中期调整为第十九名。
草榜一式三份,考试官一本,提调官与监试官各一本。
考官按照草榜之上的名次,调阅朱卷与墨卷,查对三场考试试卷,都不存在问题之后,则将朱卷与墨卷放在箱子里,贴个封条做标记。
忙完这些工作之后的第二天,便安排主考官、监试官、提调官一起拆卷,以填写正榜。拆卷也是从十八名(或十九名)开始,完成这些之后,然后拆各房卷首。
这里的各房卷首,需要解释下。
举人三场考试,有《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浩表内科一道,试经史策五道。
把这些题的数量加起来,正好是十九道题。
评阅的时候,每一道题分一个房间去评阅,选出每一道题里面的第一名,这就是前十九名。
至于一开始为什么是十八名,可能是有一房不太重要,被忽视了……
在很多文章中,说明代科举考试,其实就考第一场,即书经义这一场。
这其实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客观的。
明初评阅试卷,分了十八房,每一个房的地位是相当的,可以说是一视同仁,重要性都是不可取代的。
只有到了中后期,明代才出现了“五经魁”,即以五经论输赢,只要你八股文写得好,其他如判语、经史策等,纵是鬼神不通,谁都看不懂,也能中第。
这种局部成绩取代整体成绩,在明中后期确实是存在的。
这也可以理解,像是经史策之类的,后期字数动不动就千字以上,比写论文还难。
一些举人绞尽脑汁,吐干净唾沫,才写了出来。到了考试官那里,瞄了一眼,又臭又长,怎么看?
而且审阅官人少,卷子却很多,天天在这里评阅卷子,半个多月没办法回家陪老婆孩子,也不是个事。
为了早点回家睡觉,大家都省点事,你们写好八股文,我们审好八股文,就这样说好了,落榜的那位,回家别看什么经史策了,专心练习八股文吧。
说到底,八股文的危害,虽是朱元璋埋下的苗,但真正桎梏天下的根,还出在这群偷懒的考官身上。
他们越懒,越在乎八股文……
天下举人想要上这艘船,只能拿出八股文的票,拿错了票,是不会让你登船的。
像是杨士奇、姚广孝这种逃票混上船的,可谓极为罕见。
对于大部分举人而言,只能回家研究八股船票的问题。
六月三十日,方孝孺、姚广孝、杨士奇,进武英殿,汇报科举之事。
“此番取士合计三百二十名,俱以填入正榜,只待明日,便可张榜于贡院之外。”
方孝孺呈献给朱允炆一份清单。
朱允炆满意地点了点头,道:“这些时日,辛苦你们了。”
接过清单,朱允炆仔细看去,三人点中的会元,名为王艮,第二名胡靖,第三名为金幼孜,而杨荣,位列第四。
一一扫过,在二十名位置,才看到了杨溥的名字。
“终于来了。”
朱允炆轻轻说道。
曾经在朱棣手下,辅佐朱棣开创永乐盛世的“三杨”内阁,终于全部走入了朝廷!
而他们,将辅佐我朱允炆,开创建文盛世!
至于其他,朱允炆并不太在意。
科举提前一年,搞得如此紧张,说到底,只是为了杨荣与杨溥这两个人。
如今朝堂之上,朱允炆用得趁手的,除了解缙,就没人了。
姚广孝与杨士奇是不错,但他们并非是科举出身,也还没有朝堂积累,毫无群众基础,只凭着朱允炆的欣赏,是站不稳朝堂的。
所以朱允炆安排杨士奇去了国子监,日后国子监出来的官员,那都是杨士奇的学生,这才是杨士奇未来跻身朝堂的关键。
至于姚广孝,他做的事更多,不仅需要辅助编写《太祖实录》,还需推动国子监革制,时不时还得出趟门,去中军都督府转转,与徐辉祖、朱棣等人商讨三大营战阵配合问题。
朱允炆还将报恩寺、英烈碑的事交给了姚广孝,原因很简单,他也是和尚,方便与天界寺的人打交道。
所以,在杨士奇与姚广孝还没站稳之前,朱允炆需要杨荣与杨溥这两个科班出身的人,早点把这些人磨练出来,朱允炆才能更好掌控朝局。
未来的路会更为艰难,尤其是北方边境、迁都之事,没有足够的人站出来支持,朱允炆很难办成。
步步掣肘的朝堂,耗费了朱允炆太多的精力。一年来,可以说是施政三分,内斗七分,大部分精力都拿去和官员扯皮了。
这样的状况,必须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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