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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也并不奇怪。
要知道，如果按照这个数字计算，服装夜市每月流水就能达到六十万，这已经彻底超越了西城区全部集贸市场了。
西单商场又怎么样？全年销售额才一亿四千万。而其中服装类流水才占多少？也不过一千万罢了。
想想看，如果一个小小的服装夜市真的超过了所有集贸市场，销售额假如再追上西城区最大的百货商场，这难道还不够让人惊讶吗？
更何况，长期以来由于纺织工厂只盲目追求产值，刻意躲避生产难度，不顾真实市场需求，生产出了过多的化纤制品。
这些材料按统购统销政策分配到下面的工厂，只能继续加工
生产，再后面自然就是产销不对路，货虽然铺进了商场，可销售很有难度。
作为商业主管领导，电话里的这位副区长可一直为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头疼呢。如今终于发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希望。他又怎么能不激动？
于是副区长便再坐不住了。立即决定特事特办，马上组织召开会议，讨论服装夜市的发展方向问题。
同时也要研究如何为“服装夜市”的个体户们提供新的货源，是否应该全面放开区属工厂积压库存，和局部放开服装公司正品库存的问题。
而巧合的是，就在此时此刻，《京城晚报》和香港《大公报》也加了一把火。他们针对服装夜市的报道，也先后刊登出来。
1981年11月19日，在《京城晚报》第二版相当醒目位置上，一篇名为《京城第一家服装夜市开业，筷子促销倍受好评》文章发表。
配文照片不但有区领导剪彩的照片，还有宋国甫陪领导视察中勇挑重担的那一幕。
文章除了着重介绍了区政府办服装夜市的初衷，和开业当天火爆的经营场面。同时也对服装夜市的经营秩序、商品品种、价格优势以及这种新颖的促销手段做了详细介绍和充分赞扬。
说白了，这真是等于一次免费的整版广告，几乎让半个京城的人，知道了这个物美价廉的“服装夜市”。
由此可知，11月20日的销售额之所以能一举突破两万元，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而1981年11月21日《大公报》的相关报道，标题是《京城当是不夜城》。配发的图片是营业时间中，张灯结彩的大棚灯火通明、买卖兴隆的全景。
这片文章的立足点显然要更高一些，主要是分析了京城商业服务的严重不足的问题。
虽然文中不乏讽刺地说，京城近年来的发展是“气象非凡，诸多不便”，但却同时肯定了夜市这种比较活跃的商业形式。
比如文章中就写道，“就此京城的夜晚才算有了商业的灯火，街道两侧出现了活跃的光影。我们期待着更多夜市兴起，好让京城脱离大乡村的本质，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于是服装夜市火了，彻底火了。
从第七天起，再来光顾的顾客中不但出现了来看新鲜的港澳台同胞，销售额也开始向着更高峰迈进。
第十天，在宋国甫正式得到任命升任正职科长的这天，夜市的日销售额已经攀升到了两万四千元。
不过最终，还是没能突破区里所期望的两万五千元大关，因为从第十一天起，销售额又陡然直降，竟然创了新低，到了一万左右。
这是因为像秋衣秋裤、绒衣绒裤、人造棉、毛衣这样最热销的品种，积压库存已经出清了。服装公司的库房也只有可供商店的正货了。
可见再好的市场，也得有充足的货源才行啊。
好在这时候，区政府的讨论也因为社会的良性反馈和市政府的肯定，有了结果。
最终区政府决定，不但所有区属工厂全部库存积压产品，对“服装夜市”全面放开。服装公司化纤面料的正货，也可以对“服装夜市”开放。
这样一来，当处理皮鞋、棉鞋、棉帽子、袜子这些东西一摆上市场，销售情况又开始逐渐好转。
最终，经历过波动，日销金额恢复到了一万六七左右。
而由此引发的，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一方面，正是那两篇报道，赋予了服装夜市标杆事件的意义，才使其在京城商业服务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以至于日后许多人在谈及京城的服装个体户的时候，大家的共识，就是最早的一批人是从这个服装夜市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因为这个本不应该在历史上出现的大棚夜市，取代了原本历史中，仅靠“画地为牢”来安置摊贩的杂乱小市场。
还间接地改变了京城零售业的形态和格局，大大加速了照明设备、霓虹灯和灯箱广告的发展进程。
比如说，东华门的夜市便会因此，足足提前一年的时间出现。
再比如说，王府井的百货商场，很快也会在区政府的要求下，模仿西单，在自己门口的空场上搭起大棚，开办一个专门销价处理滞销品的夜市。
而这一切，可就不是作为幕后操手的洪衍武所能事先预料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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