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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学的名字，王文龙直接用的章太炎的说法，而他的讲稿则基本上打算照抄《训诂学方法论》。
这是前世八十年代出版的训诂学书籍，两个作者分别是陆宗达和王宁，王宁是陆宗达的学生，而陆宗达受教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
此书写作年代已经到了现代，内容是对传统训诂学理论的总结整理与提炼，把前人的方法基本上讲全了。
而王文龙之所以选用这本书，是因为他虽然想抄书，但他也真不是啥书都读过，像训诂学书籍王文龙能说系统学过的还真就只有这本《训诂学方法论》——这书解释训诂学深入浅出，对于前人的方法总结概括全面，是王文龙大学时老师所用的教材。
考据学的内容太广了，王文龙也只能拿自己学过的地方入手，而现在董其昌等人正在安阳挖甲骨，甲骨的出现定然带动了一批文字学研究的风潮，王文龙觉得自己接下来讲学从文字学入手自然最方便。而文字学的三大内容中：形制学需要不少甲骨文、金文的文字古董对比。
王文龙又不是著名的古董收藏家，突然拿出一大堆金石文字拓片开始讲论形制学定然会引人怀疑，这年代又没有拍照技术，这么多知识拓片是哪来的？且这时甲骨文才刚挖出来，相关文字都没研究清楚呢，好多形制学的内容根本就不可能合理出现。
音韵学虽然可以发表相关作品，但眼见对于甲骨文的辨识和研究热潮就要起来，甲骨文现阶段的研究主要是字义辨析和字形辨认，和音韵学的关系显然没有和训诂学近，王文龙便选择了训诂学相关内容。
当然，原本的《训诂学方法论》之中有很多涉及训诂学史的部份，大量引用了清以后的训古学研究内容，而这些内容放到这年代就不能称作训古学史了，正确相关内容在讲课中王文龙打算直接当做自己的新观点提出。
王文龙开口讲述说道：“上古文章去今千百年，当时的口头语言早已消亡，只能留下文字作为我们了解古人思想的枢纽。若是一段古代文字读起来语法语义和今人所说无甚差别，内容也就一望可知，不需要费神去研究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字多半是难以辨识的，只能旁敲侧击去了解其意义。这旁敲侧击的方法说来也不多，大抵是：以形索义、因声求意，和比较互证三种。”
“咱们都知道古人造字有六书之法，其中三种便是象形、指事和会意，对，这三种文字咱们就可以用以形索义的办法，根据文字的形象来判断意思。”
“比如‘回转’的‘回’字，籀文里有时写做这样，”王文龙提笔在一张大开的白纸上写出一个棒棒糖一样的符号，高高举起示以众人，然后道：“我们乍看之下，虽不认得，但是先看其形象便有回环之意，再加以上下文分析，便能知道这是个‘回’字，当然要确定，还要找到更多时代的‘回’字写法，列出这文字的演变过程，这样才能叫做精确。”
到万历年间，读书人对于训骨学的研究还非常少，许多人是听到王文龙开讲，才大概知道训古学是什么意思，见到王文龙拿出古代文字跟大家分析，许多人都觉稀奇，想到这门课，专门就是教大家辨识古文的能力，不少人也由此生出偌大兴趣。
但今日来听讲的学子也有不少对于训古学有研究之人，王文龙的课讲到这里就有人举手：
“先生，以形索义的训练研究乃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常用办法，学生也自研究过，但因声求意和比较互证这两个方法学生却从没听过？”
不错，还读过《说文解字》。
王文龙解释说道：“有些古文字若是单一运用以行所意的方法去研究，难免会犯一个大忌讳，即是容易随意的用书写的字形来解释字义，看着这字像个什么模样，便把它认作什么字，这叫做‘望形生训’，是会产生大问题的。”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找到更多研究训诂学的办法，中华文字很早就有表音的趋势，虽然一直保持是表意文字，但字形与语义之间的联系也是直接密切的，由此我们就找到了第二个研究古代文字的办法，根据文字的语音推演字意，当然这还需要学习一些音韵学知识。”
“而虽然有了这两个方法，但中华文字的意义十分丰富，一些词我们即使知道了其文字，也不一定能推出其意思，比如‘凡’字，在古文中本是‘凡是’的意思，但在钟鼎文中‘凡’又常常有盘子的意思，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当时‘凡’‘盘’二字读音相近，若不加以比较而解出这个意思，看到钟鼎文中写将肉食装在‘凡’里，多少先生就要挠头了。”
这例子在后世的训诂学研究中是一个常例，可是在明代还十分新奇，许多人从没听过，闻言众人都是哈哈大笑。
那学生也是连连点头，好奇问道：“因声求意和比较互证这两种研究方法，不知是从哪本古书读来？”
王文龙笑道：“大概是我先提出的罢。”
因声求义是乾嘉学派的学者发展出来的训诂方法，比较互证的研究办法更是要到民国才提出，王文龙不把功劳归在自己身上，这课根本没法讲了。
而众人闻言都是惊讶，王文龙居然在跟大家讲前人从未提出的训古学研究方法，而且前人的研究方法只有一种，王文龙的新方法直接就有两种。
“这两种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解决过去许多老问题，在场诸位若是有兴趣，也可以在学完这些内容之后，试着将过去难解的训诂问题用此二种方法尝试解决。”
王文龙接着讲道：“就比如《楚辞·涉江》有：‘齐吴榜以击汰。’一句。朱子《楚辞集注》解释此句说：‘吴，谓吴国。榜，櫂也。’以为吴榜是一种吴国的船只。照这个说法，这句意思就是‘用吴国的吴榜船去击水’。然而在宋以前从没见人写过有什么船叫‘吴榜’的，‘榜’字在先秦也没见做过船的意思，这名字来源实在奇怪。”
“然而若根据音韵来分析，唐代李舟《切韵》中写：“榜”读“北孟切”意思是：使船只前进。宋代陈彭年《广韵》又记载‘鋘’、‘铧’同音而通用，是一种犁头的称呼，也衍生为插下犁头的意思，古人因此又常把插下某物的动作叫‘铧’，‘吴’‘鋘’又常通用。所以‘吴榜’的意思生硬的解释为一种船实在奇怪，但解释成：插下船桨，使船只前进。这句话就通顺了。”
王文龙道：“若是不从查《切韵》《广韵》并从声音方面去研究字义，‘吴榜’这个词是解不通的……”
为什么考据古书要研究训诂学？因为好多古书上的词不通过训诂根本解释不清楚，古书内容解释不通，古文的解释权就会被大人物所掌握。
就像朱熹这样的大学者，看到《楚辞》上一个不知意思的词语就直接给人胡扯，而且因为朱熹的影响力太大，直接导致许多后人都跟着他错下去。
“吴榜”这个词被朱熹解释成“吴地的船只”之后，真的有不少人附庸风雅，宋元明以来不少人在文章之中把吴地船只叫做“吴榜”以之显示自己的博学，甚至后世古汉语词典里“榜”也加入了船只的意思，直到训古学研究到达一定水平后才发现这就完全是闹了大笑话。
随着训诂学的研究发展，人们会慢慢意识到大学者朱熹犯的这样错误还不只一两处。
甚至整个理学对于古文的解释，好多地方都是瞎胡扯……
而王文龙一段讲完，在场许多人却都惊得呆愣：朱子还会犯错？还是这么不严谨的错误。
有人当即惊道：“这如何可能？”
“建阳先生怕不是说笑吧？”
“这可开不得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