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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油好气哦，嗯你个头嗯，这跟点名有什么区别？
手心手背都是肉，司马光看了程颐的奏章，又看了苏轼的奏章，觉得还是大苏的肉厚一些，说得又在理，便没有理会程颐的请求。
甲寅，诏：“放免内外市易钱并坊场净利钱。”
又诏：“已前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
苏轼代表详定役法所上书：“乞下诸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
役法虽然还没有完全定议，但是有些事情却不是不可以先做，苏轼的意思是立即实施宽免，将诸路免役钱里应该减免的那部分先行减掉，不用等着役法的最后出台。
诏从之。
壬戌，诏：“侍从、御史、国子司业各举经明行修可为学官者二人。”
这是大宋元祐刷新的另一件大事儿——科举改革。
司马光上书：“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
“为今日计，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学者博观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
“《春秋》止用《左氏传》，其公羊、穀梁、陆淳等说，并为诸家。《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皆须习《孝经》、《论语》。”
范纯仁看望司马光的时候，司马光将奏稿给他看，范纯仁劝道：“《孟子》恐怕不可轻。且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莅众之义。”
“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之，不可者更俟诸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矣。”
意思是说做老大的就不应当事事先出头，应当让大家先发表意见，然后再召集讨论，这样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有不恰当的地方也有机会在讨论过程中及时改正。
关于役法的大讨论正搞得如火如荼，从如今的舆意来看，大多数州县都认为，如果朝廷能够“罢宽剩”，免役法是完全可以推行的。
就连河北两路都认为，如果朝廷能够主动承担起那些靠州县无法独立承担的差役，剩下的部分，地方上也可以解决。
因此司马光也接受了教训，同意了范纯仁的建议，科举改革的问题，先讨论。
讨论的好处立刻就显现了出来，庚寅，苏辙上书：“礼部欲复诗赋，司马光乞以《九经》取士，二议并未施行。乞先降指挥，明言来年科场一切如旧，但所对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不专用王氏之学，仍罢律义，然后徐议，更未为晚也。”
苏辙指出了政策持续性的问题，之前士子们一直在以三经新义为考试教辅，如果突然要更张，你让考生们怎么办？
现在已是四月，九月就要举试，翻年就要礼部试，因此这一届考试还是得依从老规矩，要改也该等到下一届再改。
司马光见到苏辙的上书，不禁大感侥幸，范纯仁的做法是正确的，要是真按照自己的做法来，必然会触犯天下读书人的利益，到时候就是一场大风暴。
而苏油也给司马光去了封信，孟子的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孟子》一书的地位当然也应该发生变化，否则成了什么了？
孟子只有一本《孟子》，只抬人不抬书，这不是名实不符吗？
在今天的大宋，《孟子》，代表的是人本主义，而且是王安石首倡。所以苏油当然要大力鼓吹和捍卫。
司马光自己其实也是两可之间，加上吕公著也劝道，反正都是必读必考之书，将之作为大义考条，和考生自行摘录论据，这特么不就是填空题和申论题一起出，与不填空只申论的区别？
申论这么难的都可以引用，那加几道填空在卷中，又有啥大不了的呢？
最终《孟子》的地位保住了。
夏，四月，壬辰，以旱虑囚，诸路旱伤，蠲其租。
诏提点刑狱司、折冲府司指挥逐县令佐，体量乡村人户有阙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报，即将本县义仓及常平仓米谷直行赈济。
夏秋成熟，令随税送纳，毋得收息。
令佐有能用心存恤，民不流移者，优与酬奖；否则检察司取勘闻奏。
苏油最近很舒心，司马光终于听进去了意见，这些日子堪称“从善如流”。
而朝廷对于此次灾伤的举措，也算是相当到位，可谓有始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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