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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国战争结束后的初期，针对当时联盟国内，尤其是联盟文化界、科学界所出现的一种崇拜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制度的思潮，联盟发起了一场由斯大林同志亲自作出指示，由日丹诺夫同志指挥部署的“反对世界主义”的批判运动。
作为联盟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维克托对当时整个运动的发起与发展记的非常清楚，它的起因就是联盟医学科学院第一书记巴林在访美期间，得知美国人非常看好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科柳耶娃和罗斯京两人研发的一款抗癌药，于是，这位书记同志本着苏美友好的关系准则，直接将两位院士的研究手稿和药品样本送给了美国人。
这件事传回莫斯科之后，直接引的斯大林同志暴怒，于是，巴林在返回莫斯科之后，直接被扣了个叛国罪的罪名，投进了监狱。
同一时间，自认为在卫国战争中立下大功的犹太人团体，也在联盟内部积极活动，他们与美国的犹太人团体联合在一块，向莫斯科施加压力，要求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治共和国。当时，文化界内的一些同情犹太人的文化工作者，就拿出世界主义的概念，作为支持犹太人团体的一个依据，他们认为人首先应该是世界的一员，然后才是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一员。所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应该受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制约，而是应该以解放和帮助全人类为己任
于是，随着卫国战争结束之后，苏美关系的迅速恶化，这种所谓的“世界主义”，便被定性为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世界国家和世界公民的口号，剥夺其它民族独立权力和传统文化，反对国家和民族主权的阴谋伎俩。
时至今日，再去谈反对世界主义是不是正确，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毕竟就连提出世界主义、世界联邦这一概念的爱因斯坦本人，都已经在几个月前病逝了，而在这里之所以重提这个话题，目的就是表明一点，即：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团结统一的，哪怕是以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口号的联盟，也并不是真的没有国家立场和民族划分的。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莫斯科首先要考虑的，永远都是联盟的利益；华盛顿首先要考虑的，永远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而北平首先要考虑的，永远都是中国的利益。
或许有人会道德感爆棚，总认为正义和公理很重要，认为所谓的公平、公正、公理是部分民族和国别的，加害者永远都是加害者，受害者永远都是受害者，所以，加害者就该受到谴责，受害者就该受到同情。但说到底，难道正义和公理就真的不分民族，不分国别了吗？这种想法是不是过于天真，过于理想化了？
回到联盟东进这项国策上来，作为一个地缘横跨欧亚两洲，军事力量世界排行第一，手中掌控着大量核武器，在东欧部署着百万大军的强大国家，联盟的任何一项国策变更，都会对周边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别说是联盟了，就连后世的阿三哥，它每年的军费开支调涨上一两个百分点，都能在南亚地区引发轩然大波，而与之相对应的，作为阿三哥的邻国、宿敌，中国的军费开始调涨上一两个百分点，新德里就会瞪大眼睛，张大嘴巴，发出刺耳的尖叫。
什么叫地缘政治？这就叫地缘政治，它告诉每一个国家，其国家整体实力越强，其政策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便越大，而联盟的东进便是如此。
欧洲从联盟的东进政策中看到了利益，因此他们欢欣鼓舞；美国从联盟的东进中感受到了威胁，因此他们在想方设法的制止；中国即从联盟的东进中感受到了威胁，也看到了潜在的利益，因此，北平既希望能够从联盟的东进中得到一些好处，又希望能够在地缘政治中，对联盟施加一些约束。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整个西太地区迅速成为国际热点地区，其所带来的改变，必然是迅速的，也会是深远的。
从八月底开始，围绕着联盟的东进政策，整个国际格局都在迅速发生转变。
不出意外的，马林科夫在八月底的北平之行中，未能收获到足以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苏中双方虽然在政府层面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洽商，但最终并未能达成多少实质性的成果，莫斯科以十二个项目为诱饵，试图拉拢北平，在海南岛设立长波电台的计划，也被北平方面正面拒绝。
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中美关系在国际社会未曾察觉的状态下，悄无声息的建立起来。
九月初，在联合国的一场会议上，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突然提出，联合国应该重新审视中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的代表席位问题，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应该再次考虑向北平发出邀请，以恢复中国大陆地区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尽管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建议，未在大会上获得更多国家的赞同，但一个简单的信号却已经发了出来，若是结合此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那一番说辞，任谁都能体会出来，华盛顿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发生了转变。
就在此次联合国会议之后不久，身为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爱德华·卡德尔，突然对外宣布，他已经接受了北平方面的邀请，将于九月中旬对北平进行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而根据联盟对外情报局所得到的消息，卡德尔的此次北平之行，其实是带着秘密任务过去的，他随身携带了一份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名义书就的信函，华盛顿方面希望能够就中国南部岛屿的问题，与北平方面展开秘密谈判。
对外情报局方面获得了这封密信中的主要内容，值得莫斯科给予关注的一点是，艾森豪威尔在这份信中重申了美国建立岛链防御的目的，即华盛顿的目标并不是中国，也不是北平政府，除此之外，华盛顿方面愿意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南部的岛屿并不在美军的军事防御范围内。
另外，同样也是在九月中旬，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向国会参众两院做出说明，国务院方面已经就亚太问题，与白宫达成了统一意见，他们认为，在今后若干年里，为了应对来自于苏联东进政策所造成的威胁，美国应该在亚太地区实施平衡战略，即拉拢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亚太地区的国家，限制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扩张。华盛顿在制订美中关系政策的时候，必须优先考虑如何促使北平游离于苏联的影响之外，华盛顿很可能无法制止苏联的东进，但却必须保证苏联人得不到以中国为核心的数干公里的战略纵深。
中国西部复杂的地形，东部密集的人口，以及动辄数干公里的地幅，一旦被苏联人利用起来，其对美国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那样的未来，绝对是华盛顿所不能接受的，为此，美国需要坚决贯彻这项平衡战略，并在平衡的基础上，对中国实施南斯拉夫化的改造。
同样也是在进入九月份之后，巴黎的局势也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原本跑去了安的列斯群岛的戴高乐，在九月初匆忙返回法国，他在接受《费加罗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极力宣扬他的两项政治主张：第一，东西方和解的主张，第二，加快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主张。
戴高乐认为随着莫斯科出现“东向”的趋势，欧洲迎来长久和平的希望也出现了，因此，他认为包括法兰西在内，整个欧洲，尤其是西欧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同“东方”和解，并借此摆脱美国人的控制，甩掉英国人的操纵。
戴高乐公开指责南斯拉夫，称贝尔格莱德是欧洲的叛徒，那里的人正在想尽干方百计的将矛盾，将战争的火种留在欧洲，在这一点上，南斯拉夫人的立场与英国人的立场惊人的一致。
毫无疑问，戴高乐的表态，其实也是西欧各个主要国家的观点，他们普遍认为美国人正在努力扼阻莫斯科的东进政策，而这种立场，就是对欧洲的背叛，一些欧洲国家的保守政治势力，甚至认为华盛顿的政策，就是让整个欧洲在同苏联的内耗中流血致死，而这样的结果只对美国有利。
西欧国家的表态，展现出了一个新的局面，那就是围绕着联盟的东进，当今世界的主要力量全都下场了。从表面来看，联盟似乎因为美国对北平的拉拢而陷入了被动，但实际上，随着西欧各国的入场，联盟所承受的压力其实是减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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