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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8章 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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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大吉,无咎。

非常吉利,没有灾难。

劈头四个字,大吉,无咎。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为什么就劈头四个字,大吉,无咎了呢?

而且既然已经大吉,为什么还要加无咎两个字,这不重复了吗?

我们通常将“无咎”解释为:没有灾难,这是对结果和过程的判定。

但无咎还有另外一重意思:没有过失,这是对原因和做法的要求。

因为无咎,所以大吉,这四个字,不是并列关系,不是递进关系,而是因果关系。

这么理解就通顺多了。

我们读易经,不能死板地读,教条地读。

在易经成书的时期,我国的文字系统还没有完全成熟。

就像三四岁的孩子,会说很多话了,但词汇量远远不够,对语法的概念也一知半解。所以他们说的话经常颠三倒四,而且有时候用词也非常有意思,就算是亲生父母,如果不认真核计核计,搞不懂他们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上古经典书籍为什么显得如此奇妙,原因就在这里。

语境不通,词语艰涩难懂,富有挑战性;辞约而意丰,因为话少,便显得含义深远广大,富有想象力。

经过无数代人的注释和再解读,一本薄薄的经典延伸出厚厚的内容,汗牛充栋。于是只需读懂一本,便可称博学鸿儒,学富五车。

南宋已经衰微,但对于宋宁宗来说,只需小心谨慎不犯大错,便是大吉大利。而对于权相史弥远来说,只需抱紧金国大腿,同时不让政敌抓住把柄,他便可以光宗耀祖,喜得善终。

但宋宁宗有一个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大问题:后继无人。

他的问题与宋高宗略有不同,宋高宗没有生育能力,所以才导致膝下无子。宋宁宗却足足生了九个儿子,只是全部夭折。

当然,原因虽然不同,结果却是一样。宋宁宗一样,不得不从宗室子弟中寻找接班人。

公元1198年,他收养宋太祖后裔、六岁的赵与愿为子,赐名日询。但宋宁宗身体虽弱,命却很硬,命里克子。赵询活到二十九岁,病死了。

公元1221年,宋宁宗选择宗室子弟赵竑(hong)为接班人。他对史弥远专权极度不满,一度指着地图上的海南岛,发誓今后如果得志,就要把史弥远发配琼州。

他过早暴露自己的意图,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结果很难大吉。

史弥远耳目众多,很快获知这个消息,从此开始不断向宋宁宗嘀咕赵竑的不是。眼见宋宁宗无动于衷,他再次联合杨皇后玩起了矫诏这套老把戏。

矫诏本是欺君大罪,但史弥远把事做得无懈可击。

公元1223年,史弥远收买了一个名叫郑清之的九品小官,将其升为太学博士,安排为赵贵诚的老师。

从这看似无关紧要的一着闲手,史弥远开始布局。

赵贵诚是谁?

赵贵诚(1205年1-1264年11月)原名赵与莒,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世孙,赵德昭的九世孙。因为赵德昭一脉从无后人登基为帝,赵与莒的皇族血脉十分微薄,已与平民无异。

在史弥远看来,赵贵诚若当上皇帝,极好拿捏。

公元1224年8月,宋宁宗病重弥留。史弥远赶紧派人连夜把赵贵诚召入宫中,说服杨皇后改立太子。杨皇后认为皇子是先帝所立,不可擅自废立。

当天晚上,史弥远等人连续七次劝说杨皇后,杨皇后始终不松口答应。

眼见事情不妙,史弥远言语中便多了一分威胁之意:军民都已归心,如果不行废立,必定会引起祸变,到时候杨家也无立足之地了。

杨皇后闻言沉默良久,这才召赵贵诚进见。随后,由郑清之拟旨改诏,废赵竑为济王,立赵贵诚为太子,改名为赵昀。

宋宁宗崩后,在先帝灵柩前,赵昀即位为宋理宗。

新皇登基,百官朝拜,赵竑瞠目结舌,不知所措,被人强按着脑袋下拜称臣,不久出居湖州。

公元1225年正月,湖州太学生潘壬兄弟图谋拥立赵竑,他们找到赵竑,不由分说为其黄袍加身。随后草诏历数史弥远废立皇帝之罪,号称起兵精兵二十万讨伐逆贼。

实际上,所有士卒加上拿着锄头钉耙的农民,总共不过百人。

赵竑蒙了,这哪里是送他当皇帝,这分明是送他去死。

不得不说,潘氏兄弟是一番好意,不过好心办成了坏事。叛乱很快被平定,赵竑被赐自缢。

什么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这就是!

宋理宗是个明白人,在史弥远死后追复赵竑官爵。赵竑的妻子吴氏做了尼姑,宋理宗为其赐号为惠净法空太师,每月供百贯香火钱。

史弥远抓住了皇帝,就抓住了基本盘。他的官位基本无恙,但因为此前降金乞和的行为,民间风评实在太差。

然而,部分理学人士从中找到了互利互惠的机会。他们向史弥远建议表彰朱熹、倡导理学,以改善个人形象。

史弥远欣然采纳意见。

于是理学派的地位被拔高,而史弥远也得到了理学人士的拥戴。

因为在扶立宋理宗登基前后,史弥远的吃相太难看,部分有节操的理学家如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先后离职。但史弥远一如既往扶持理学派,并追赠朱熹为太师,追谥岳飞为忠武。

公元1233年,史弥远病重,将郑清之擢升为右丞相,不久病逝,被追封为卫王,谥号忠献。

一代权相不仅得到善终,而且在正史上的名声还不算太坏。

史弥远倡导理学,使其被确定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故元代理学人士心怀感激,在修撰宋史时不仅没有将其列为奸臣,反而还多方为其粉饰太平。

然而这掩盖不了他排除异己、中饱私囊的奸臣面目。他伪诏废立皇子的行为,比两宋朝任何奸臣都做得过分;他重用“四木三凶”为鹰犬,专擅朝政,祸乱朝纲;他一边对金国屈膝求和,一边对南宋百姓疯狂掠夺,致使南宋国势日衰。

观其一生,坏事做尽,只不过善于伪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