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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糊：“到了御试环节，宋仁宗出策问试题。
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烛于理，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兴夜寐，于兹三纪。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面对以上这些问题，该怎么办？
苏辙接过试题，稍思酝酿之后，便提笔挥洒写论文。
此陛下忧惧之言也，然臣以为陛下未有忧惧之诚耳。
文章开篇即指出宋仁宗的忧惧缺乏诚意。然后苏辙围绕着这一论点，展开分论点，并详列论据，对皇帝展开了措辞激烈的批评。
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夫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其所以召乱之由，陛下已知之矣。
久而不正，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将为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将为请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妇人之情，无有厌足，迭相夸尚，争为侈靡，赐予不足以自给，则不惮于受赂贿。赂贿既至，则不惮于私谒。私谒既行，则内外将乱。陛下无谓好色于内而不害外事也。
言辞很尖锐啊，对皇帝毫不客气，一看就是在抨击皇帝好色怠政。然后又是一大段指出朝廷劳民伤财。再来一段：批评仁宗搞形式主义树立虚名。
不知道的，还以为骂的是隋炀帝呢。
三千字就达标了，小苏同学洋洋洒洒写了六千多字，将皇帝、宰相、三司高官全骂了一遍。
也就是在优待士大夫的宋朝，遇上的又是格外好脾气的宋仁宗。
换到明清时期，大概就是皇帝看后拍桌而起，勃然大怒，派御史台抓人，百官联名上奏，称其目无君主，是为大罪，该当处死……
顺便领一张九族消消乐卡牌。
从苏轼苏辙兄弟的考试经历就能看出来，考试没有绝对的公平，因人成事的可能性非常大。”
委婉都是比较出来的，李世民这会觉得魏征说话很含蓄了。
魏征只觉得尚有进步的空间。
苏辙一遍遍同人解释，他参加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就是要敢言。
有时候人太出名也不好，一千多年前的“黑历史”都要被人拿出来反复鞭挞。
糊糊：“回到南北榜案的历史背景，南方学子比北方更会读书是不争的事实。
第一轮的主考官有没有地域歧视不知，若从公心出发，就是追求绝对的公平，只按照文章好坏来排名。
没想到玩脱了，北方学子没一个上榜。
人家是有不足，但不可能连一个人都挤不上去吧。
明朝洪武年间各科进士一共有867人，其中南方人620人，占总数的71。
三七开，南方七，北方三。
从三成降到颗粒无收，落差太大了！
实际上，在洪武三十年会试之后，看到结果的当科中式者里就有感到不太妙的存在，如会元宋琮就跟同进诸进士说翰林院这帮人要遭重，我也可能要被流放。
春榜状元陈也有类似说法，今岁状头当刑。
第二轮调查团维持‘原判’的动机是什么？
无非两种可能，坚持文人风骨，北方人的卷子就是不及格；亦或者出于政治安全考虑，将问题转移到落第考生本身实力不足而谤毁考官上。”
刘彻：“三七开啊！”
先前听说北不如南，还以为只能挂个零头呢。
如果大汉开科举，关中七关东三，哪天关东无一上榜，他也不会信啊！
糊糊：“朱元璋在意公平吗？在意。
但不是这一场考试的公平。
换句话说，绝对的公平就是不公平。
春榜成绩朱元璋并没有否定，让原榜三甲都进了调查小组，就说明对他们是信任的。
复核调查小组最核心的任务，不是调查，而是补录。
只要复核开列的名单有北方士子就不会处罚，不管北方士子有多少人，也不管这些人成绩好不好，只要有就行。
也就是说，朱元璋成立调查小组的目的，不是去调查第一次结果是否作弊，或者说推倒重来，而仅仅是为了增加北方学子入仕。
《明史》记载：帝怒，命侍讲张信等覆阅，不称旨。
这里讲的这个不称旨的‘旨’，就是要求增加北方学子入仕的旨意，如果他们称旨了，还会有后面的冤吗？必然没有。
因此，朱元璋后头下狠手的原因，不是第一次结果是否舞弊，而是第二次让增加北方学子，却没有遵旨照办！这才是冤与不冤的的真正关键点。
增加北方进士录取人数，是朱元璋的温和办法，也是最容易平息非议的办法。
当然第一轮的主考官肯定会吃点瓜落背点黑锅，但没想到第二轮的调查团头那么铁，直接维持‘原判’。
这下不仅惹恼了北方士子，也激怒了朱元璋。
朱元璋五月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白蹈信等人为蓝玉余党。
翻起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发配西北。
这个理由，反倒证明了刘三吾没有科考舞弊。
朱元璋没有流放过百岁老人沈万三，但发配过八十多岁的‘小年轻’刘三吾。
12人的调查团也不能幸免，张信一开始是质疑录取结果的，甚至说正是他的质疑，朱元璋才让他牵头组织12人调查小组。
但最后张信落得凌迟处死的下场，春榜状元陈判处流放，终受牵连被杀，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
只有侍讲戴彝和榜眼尹昌隆二人免罪，因为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
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钦点韩克忠为状元﹑王恕为榜眼，焦胜为探花，是为夏榜。因所录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
两份榜单同时生效，千古未有。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点了两个状元，也杀了两个状元。
张信是洪武二十七年的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