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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1年，时年25岁的奥逊·威尔斯就拿出了自己的处|女作《公民凯恩》，因为本片影射了当时的报界大亨赫斯特，赫斯特不满于影片中对于自己形象的处理，就极力阻挠本片的上映，他一方面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好莱坞，企图迫使好莱坞放弃对影片《公民凯恩》的发行；另一方面，他又大量收购《公民凯恩》的拷贝和负片并统一销毁，使得很多影院当时无法上映《公民凯恩》。
不止是这样，还有更为有利的一面，那就是墨菲不会面临类似乔丹·贝尔福特这样的麻烦人物，毕竟罗斯不会因为电影有些地方的改编，而将他和剧组告上法庭。
不夸张的说，这简直是在建造神台，离活生生的拥有七情六欲的本色人物差距太大。
所以，这些电影不但失去了观众，甚至后来者几乎没有任何传播度。
虽然遇到了如此刁难，奥逊·威尔斯仍然没有屈服，还是决定让影片如期上映，结果可想而知，《公民凯恩》遭到了票房滑铁卢。
“是的，罗斯是个例。”
在凯恩养父的眼里，凯恩是个有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的年轻人；而在凯恩的伙伴眼里，凯恩又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违背自己以前誓言的恶魔，正是通过不同人的回忆，一个多面立体有深度的凯恩形象才树立起来了。
想到曾经那些千篇一律的个人传记性质的影片和电视剧，墨菲终于抛弃疑虑，坚定了最初的想法，“但这就是一部罗斯的个人传记影片，何必去管其他的人？”
反观那边很长一个时期内的人物传记片，往往是以英雄和伟人作为主人公，而且价值判断一目了然，好人则极好，坏人则极坏，体现不出人物形象自身的复杂性。
后面某人拍摄的关二爷的电影就好多了，最起码不会受到所谓后人的骚扰，因为史实记载，关羽水淹七军时杀掉了魏国大将庞德，后来魏军攻入成都时，庞德之子庞会为先锋，其尽斩关羽子嗣及族裔，致灭门。
这样只描写积极面，没有消极面，人物自身性格没有矛盾层次，跟周围人群也不会产生巨大的生活矛盾冲突，情节也就波澜不惊，别说是优秀的电影了，离合格的电影恐怕都有十万八千里那么远。
这样的主题用在罗斯身上合适吗？被天主教牧师的侵犯，是导致他走上一条不归路的直接原因，但被侵犯的人不止是罗斯一个，其他人呢？
那部影片播出后，如果冒出一个关羽“后人”来告状，可以直接脱鞋抽他脸了……
时至今日，《公民凯恩》并没有因为票房的失败而影响自身的价值，在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的“百年百大电影”评选中，《公民凯恩》赫然名列榜首。
演员方面，虽然斯坦顿党徒集体加盟，但还是需要寻找合适的演员，比如罗斯身边的那个光头黑人的饰演者，就需要剧组找一个不是很难搞又不玻璃心的黑人演员。
人一旦考虑的太多，往往会出现自我否定，二十世纪福克斯的第一笔资金到位后不久，墨菲在多方思考之后，忽然觉得最初制定的拍摄方式不是太好。
相比于大洋对岸的导演们，墨菲面对的拍摄制作环境无疑要宽松许多，最起码不会有政治方面的限制。
例如缺少了人物性格的层次，电影为了增加矛盾感，很多导演只能将人物代入国家和民族与敌斗争的环境中，以大矛盾来顶替人物的小矛盾，于是出来的效果就是高风亮节般的庙宇殿堂形象。
那些人完美的都不像是人，反而只是一个个完美的符号。
再次确定思路，保持最初的主题不变之后，墨菲回忆起了曾经在对面专业学校学到的相关理论，以及那时候导演提过的一些导致传记影片失败的典型的问题。
曾经他接受电影教育的那段时间，对面的电影行业中，几乎找不到一部出彩的人物传记影片。
但在他的导师看来，这样的理由似乎是在为影片自身的不足寻找借口，在世界电影史上，也发生过不少传记片导演与传记片的原型人物的纠纷。
墨菲和罗斯的关系不一般，这导致他想把影片失败或者成为烂片的几率降到最低，因此开始考虑方方面面的情况。
以曾经的墨菲接受的教育，拍摄罗斯这样的人的传记电影，一定要把他彻底打入地狱，但问题是罗斯这样的人就像帮助过他和小罗伯特·唐尼以及监狱里面其他一些人那样，没有善的一面吗？
随后，墨菲开始回忆曾经在太平洋对岸看过的传记影片和电影，以及一些理论上的问题，这些可以让他保持清醒，避免犯下最基本的错误。
就像《混乱之城》反应的是恐惧和理念冲突一样，墨菲拍摄制作影片之前，首先确定的就是电影的主题，现在的这一部主要是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个人选择……
那边的人物传记片向来难拍，受掣肘的地方太多，不好发挥，既不能像很多好莱坞所谓的“个人传记片”那样凭空杜撰情节，又不能像一些传记电影那样去如实纪录，总之是不仅束缚了想象力，还肢解真实的历史，大体上就是以夸赞为主，负面历史含蓄带过或者尽量不提，总体上还没有脱离当年颜色|电|影的拍摄手法——完人制作大法。
短短的两天中，墨菲脑海中闪过无数的念头，都无法做出决定，直到他想起曾经在太平洋对岸读书的时候，上过的关于传记影片的课。
闭关三天之后，墨菲彻底解决了理念方面的问题，召集剧组所有部门负责人开会，被命名为《迭戈·罗斯》的影片的筹备，也进入了正轨。
有了这样的想法，他思考的更多，整整两天的时间里，都把自己关在了办公室中，重新考虑影片的主题。
不过，墨菲也知道，很多时候并不是导演想这么做，其中的原因及其复杂，尤其是站在好莱坞往对岸看，其他电影还好说点，个人传记影片受到的限制实在是太多了。
为什么那边的电影行业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拍出好的传记题材的影片？墨菲还记得，曾经很多人在分析原因时说，拍摄人物传记片往往因为人物原型的在世或者其后人的干涉，使得导演在拍摄的时候难以以客观的视角去看待传记片中的主人公。
当代的电影几乎逃不开对人物的描写，几乎所有影片都在讲述人物与时间、空间的关系，而人物传记，是电影中最好拍也是最难拍的一种，好拍之处在于，看某些纪录片时会觉得在看一个人的编年体discovery历史频道，平淡到榨不出一滴油来；而说起难拍，传记片最大的难点在于创作者要保持一个相对中立的态度，拒绝价值评判的同时把故事拍得精彩。
导师当时分析《公民凯恩》成功的原因，首先在于导演奥逊·威尔斯敢于选择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作为自己的传记片主人公。
当然，那边的导演也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只是限于各种说不出口的原因，只能另想办法解决。
此外，剧组将会在洛杉矶实地拍摄，墨菲也带人回到了久违的发迹的地方。
无论什么样的传记影片，终究离不开艺术加工，但艺术加工的度必须掌握好，这方面墨菲有足够的反面教材。
别小看这些，个人传记片的当事人或者后人，往往都会成为影片拍摄、制作和上映的阻碍。
当时墨菲的同学还跟他议论过，导演保不准心想：“我不就是凭空想象一下嘛，这么较真还让人演义吗？你咋不状告罗贯中把史实中的杂号将军赵云编进五虎上将里了呢？敢情是只能编好听的，那下回拍再时让赵云原地满血复活，并且长生不老得了。”
哪怕是最为出色的导演，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墨菲心志坚定，在前期撰写剧本的时候，一切进行的都很正常和顺利，但当团队再次在威尼斯的仓库片场集合，筹备正式开始后，盖尔·加朵担心的情况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墨菲记得很清楚，当年某位刘姓天王出演的电影公映后还被突然冒出的所谓赵云“后人”指责，称赵云不是战死，是寿终正寝，扬言要告上法庭。
即便是这些娱乐性很强的完全不能称之为传记的电影都会备受困扰，更不用说真的传记影片了，墨菲不用考虑这方面的不利因素，无论对他这个导演，还是对整个剧组来说，都是极其有力的条件。
赫斯特虽然作为报界大亨，为了让自己的报纸能够获得更多关注甚至不惜炮制虚假新闻。然而在影片《公民凯恩》中，导演对于作为赫斯特化身的凯恩并没有急于做出一边倒的价值判断，而是选择通过五个与凯恩相处过的人的回忆来呈现他们眼里的凯恩。
估计那位导演得知此信，肯定一头虚汗。
当然，也绝不能只盯着他善的一面，拍成伟光正，那样就太低级、幼稚和厚脸皮了。
这对于导演的要求相当的苛刻，尤其是主角还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