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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正式开始筹建军队的过程中，马超却拒绝使用“马家军”这个名号。
相反，他坚定保持人民军的原有称号，来彰显他对这支军队的期许。
他给北京五军都督府送去的将领名单中，赵大龙和伊宝忠被委以重任，分别担任了人民军守备职务。
李大虎、杨致远、孔令久、徐小虎四人，则被他任命为人民军的把总，肩负起领导军队的重任。
王先生凭借着他的谋略，被编入了人民军的总参谋部；母贤君则因其出色的后勤组织能力，被编入了人民军的后勤保障部；
马强作为马超最可信任的人，正式成为了马超的影子，被编入了人民军的情报部。
他们都被授予了副守备的职务，成为了人民军中的中坚力量。
人民军三个师的编制保持不变，依然按照先前的任命被称为团长、营长、排长和班长。
马超这样做，既有助于保持人民军改编后的战斗秩序和组织框架，又可以使人民军有别于大明国的军队。
这些军职与大明朝廷的副把总、哨官、队长、什长相对应，就意味着他们正式成为了大明国边军，有了保境安民的法理支持。
黄埔学校中的学员也将随军一同北上，他们被暂时编制为直属教导大队，由马超本人亲自指挥和管理。
这样一来，那些年轻的学员们，就能直接参与到大军团训练中，在实战中得到锻炼和成长，为毕业后分配到军中任职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经过深思熟虑和众人的讨论之后，马超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全面放弃安山镇根据地。”
然而，他也没有抛弃那些不愿离开故土的士兵们。
授权李二虎组建二虎山守备营，带领六百故土难离的士兵，继续留在二虎山根据地内发展。
所有人民军战兵和辅兵接到命令后，纷纷拉着他们积攒的物资和装备，按期集结于马家村内接受整编。
任命伊宝忠为第一师师长，麾下设有骑兵团，火枪兵团，火炮兵团。
任命赵大龙为第二师师长，麾下设有火枪兵团，长枪兵团，刀盾兵团。
任命杨致远为第三师师长，麾下设有火枪兵团，弓箭兵团，工程兵团。
马超将直属教导大队细分为三个部分：参谋部、战术部以及政治部。
依据每名学员的专长与个人喜好，安排他们进入不同部门学习实习。
面对大明朝廷送来的六万两白银，以及六千石粳米，马超决定全部封存起来，并委托济南府衙代替自己归还给大明朝廷。
他所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大明国内近年来饱受天灾人祸之苦，导致朝廷财政状况陷入困境。
因此，他甘愿倾尽所有家财筹建军队训练，以此为大明朝廷分担压力，替皇帝陛下分忧解难。
而实际上，马超内心中真正的想法却是：
“我马超绝不会接受大明朝廷的物资供应，更不会领取你大明朝廷的军饷。
如此一来，人民军便不属于你大明朝廷的编制，而我马超自然也就不是你大明朝廷所驯养的鹰犬。
倘若日后，他马超对大明朝廷心生不满，随时都能够一走了之，不再侍奉。
甚至哪天兴致突发，说不定还会顺应天道举兵反叛。
到那个时候，人民军从上至下都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全天下人也不能说他马超背信弃义。”
由于五军都督府以及兵部，这次依然没有向他交代筹军和换防的具体时间。
所以马超自行将筹军训练的时间设定为六个月，而人民军启程北上的时间，则被他设定在了明年的四月份。
马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时间节点，是因为他知道在崇祯七年的六月份，皇台吉会为了实现统一漠南蒙古的目标，对蒙古察哈尔部发动第二次西征。
在获得大胜之后，皇台吉会在回程的路上，以明国违背约定接纳逃奴为借口，分兵四路掠夺宣府和大同这些地方。
后世的历史书上记载，黄太吉制定的作战计划是“不攻打城池，仅仅只是在各个村堡中大肆劫掠”，给刚从天灾中稍稍喘过气的西北百姓，带去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马超选择在这个时间率领军队北上，想与自认为天下无敌的八旗兵一较高下，让黄太吉知道人民军必将成为他的梦魇。
回顾崇祯七年，陕西延绥巡抚陈奇瑜奉命围剿西北流寇，攻势进展的十分顺利。
陈奇瑜不愧是久经沙场的名将，他巧妙的运用各种计谋，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匪首困在了车厢峡内。
当李自成意识到自己陷入绝境，单凭武力无法突围后，于是就心生一计。
他用大量的财物贿赂陈奇瑜身边的部属，假意愿率军向陈奇瑜投降，接受大明朝廷的诏安。
陈奇瑜信以为真，连番大胜后放松了对李自成等人的警惕。然而，李自成却只是表面上的顺从，背地里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再次起事暴乱。
不久，这些流寇果然降而复叛，趁陈奇瑜不备，突然向明军发动袭击，冲出了车厢峡的包围圈。
一年后随着天灾再次降临大明帝国，流寇也如鱼得水，在关中平原一带大肆抢掠，迅速恢复了元气。
流寇的兵马也如同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很快就发展到了二十万之众。
他们的活动范围北至庆阳，西至巩昌，西北到邠州，西南到周至，都成为了他们往来驰骋的战场。一时间，华夏百姓苦不堪言，大明国内的社会秩序也随之大乱。
马超在马家村也积极招募士兵，展开大规模的练兵运动。他的举动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无论是北京的崇祯皇帝还是南京的朱媺娖，都在密切的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当崇祯得知马超拒收了，兵部和户部送去的所有武器装备和粮饷，还打着为国分忧的旗号全部返还北京时，他不禁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
更令他感到惊讶的是，马超不仅没有收下这些东西，反而还多出来五万两白银和五千石粳米。
崇祯直到收到了长平公主的奏本，才终于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