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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听到董应举说可以争取农民支持新政和促进其他税收，脸色缓和了一些，董应举趁热打铁继续说，类似陕北的大旱以后各地会频繁发生，北京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也处于干旱中，越是这样大灾连绵，越需要鼓励百姓种田，不收农业税，就可以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从嘉靖年间以来，民间弃农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北方尤其严重，不收农业税，可以扭转这种趋势。
崇祯表示了各种顾虑，矫枉过正，农重商轻，也未必是好事。如果人人种田，没人经商了也会成为弊病。董应举说种田即便没有赋税，也苦累得很，总有人不愿意困守一个地方种田，乐意奔走江湖经商谋利的。
崇祯提出如果农业税全免，愿意种田的人当然会增加，不过耕地数量不会大增，地少人多也会产生冲突。董应举说如果地少人多，那即便农业税全免，种田收益也肯定会不断降低，愿意种田的人自然就会减少，转而从事其他职业。他是福建人，福建向来就是地少人多，没地可种的人自然会经商开矿出海谋生，不心担心这一点。
崇祯又提出官府以票引换取粮食，这个办法一开始实行或许有效，时间长了难保不生出弊端。这票引要是造假，真假难辨，反而会变乱税法。董应举说现在民间富商设立的钱庄，开出的会票通行各地，根本不怕伪造假冒的事。只要制作得好就能防伪，纵然有奸人作假，以严厉的法律惩处，也不用担心出乱子。
崇祯说既然这样，不如干脆恢复大明宝钞，也不用什么票引，就直接以宝钞购买民间粮食。董应举说这样也可以，只是宝钞如果发行无度就容易贬值，还需要规定宝钞能以一定面额兑换白银才可靠。崇祯说现在征收商税，肯定能使大量白银汇聚到官府，要是没有钞法辅助，民间白银会越来越紧缺。可以在各地设立官办钱庄存取白银，就能让百姓就近用宝钞兑换白银，这样宝钞也不至于重蹈变成废纸的覆辙。
崇祯当然不会同意免除农业税，却也不增加了，只是维持原额不变，除了灾区以外不能随意免除。不过董应举提议的票引的办法可以先试着推行，在赋税以外，额外输送粮食给官府的，可以获取相应的票引，凭票引可以从当地课税提举司兑取银钱。
董应举对这个结果有些失望，说如果真的按原来设想的，把朝廷征收粮食的数额突然提高到15亿石，甚至27亿石，即便民间完全能负担得起，这么巨额的粮食，运输存储也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如果朝廷不能把大部分粮食及时分配出去，一年年存储在仓库里，即便各处仓库能装得下，也会造成大量浪费，便宜了仓库里的老鼠米虫。
崇祯认同董应举的这个担心，说也只是试一段时间票引制，也有可能商人抬高收购粮食价格，即便实行票引制，朝廷手里也未必能增加多少粮食。不过各地储粮仓库和运粮人力，确实需要大力整顿一下，这也是户部的工作。董应举说等各地常备民兵训练有成，征粮运粮人手可以从民兵中抽调。
崇祯说重启宝钞的事情也需要开始筹备，尤其是印制宝钞的防伪需要下功夫。董应举说印刷宝钞的事情也不必担心，现在江南印刷技术越来越高明，万历时南直隶徽州歙县制墨高手程大约，在滋兰堂刻印《程氏墨苑》，采用分色套印技术，极为精美。请黄应泰、黄一彬这些木刻名家刻工也非常精妙。
后来乌程（湖州）闵齐伋、凌濛初更采用了分版分色套印技术，各种复杂图案绚丽色彩都能刻印。另外还有能使花纹凸显在纸面上的“拱花”技术，和套印结合赶来，称为饾版拱花，巧夺天工。饾版拱花是徽州人胡正言发明，现在人在金陵和吴发祥用饾版拱花刻印《十竹斋画谱》、《萝轩变古笺谱》色彩鲜艳，凹凸有致，精妙绝伦。
崇祯和沈飞都知道套版刻印的技术欧洲两百年以后才有，“饾版拱花”能使画面凹凸显示，就是水印效果了。崇祯赶紧向董应举胡正言的情况，董应举介绍胡正言生于万历十二年，现年四十五岁，十竹是他的号，是徽州行医世家，不仅继承了祖传医术，而且书画、篆刻、制墨技术都出神入化，《十竹斋画谱》前年刚印成第一册《翎毛谱》。
董应举也是天启七年免官回乡路过金陵时去拜访过他，有机会欣赏《翎毛谱》，对方说这是为了实验饾版拱花技术印的第一册，后续还会刻印其他，总名就是《十竹斋画谱》，吴发祥五十岁，和胡正言大概是好朋友，《萝轩变古笺谱》也是同时刻印的。董应举没有见过，听胡正言说也很精美。
崇祯当场拍板这样的人才，应该请到朝廷来，主持制作新版宝钞。新版宝钞就叫崇祯宝钞，以便于和过去的大明宝钞区分开。就是胡正言、吴发祥这些高手精心设计，亲自制作铜制刻版。这样民间就算是想要模仿伪造，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董应举表示同意，饾版拱花技术发明不久，知道的人不多，而且如果有这样高明的制版技术，可以乱真。把这技术用到正当职业也可以致富，根本不必冒险干制造伪钞的杀头勾当。崇祯说制造伪造，杀头未免太轻了，应该凌迟并且株连。
沈飞也知道明末民间私铸铜钱非常猖獗，到了根本无法禁止的地步，如果出现新版宝钞，也难免有人会伪造。伪造货币在现代也是最严重的几种犯罪，也是顶格刑罚处置的，在明代、任何朝代当然也应该处以当时最重的刑罚，想必不只是新版宝钞，民间私铸铜钱也会同时严厉禁止的。
董应举走后，崇祯和沈飞走到了一个没人的房间，自从新政以后，崇祯经常私下召见锦衣卫和各种人物议事，汪汝淳、张岱、柳敬亭、冯梦龙等人初见崇祯时还都是平民，宫女太监已经习以为常，私下会见穿锦衣卫制服的沈飞议事也没人觉得奇怪。
崇祯和沈飞现在的内力都足以确定周围没人，崇祯说：“董应举的思维还是难免带有时代印记，一有机会就想着减税，降低百姓负担”，沈飞说：“税是一定要收的，这个意识一定要普及下去。至于董应举说的鼓励种田、扭转弃农经商趋势问题，也不必非要用免税的办法，比如可以对农民发补贴，还有现代鼓励出口对一些企业实行出口退税，宁可事后退税，事先还是要收税的”。
崇祯说：“补贴？这个办法不错，现在有些高产作物已经传入了，只是还不够普及，就可以在不适合种植其他作物的地方推广，就以发补贴的方式鼓励。鼓励人种田也可以这样，农业税也可以先收取再补贴”。
沈飞说：“现在的增加税收和改革科举、重视科学军事这些新政都是以战时政策的名义实行的，后金刚刚经受了攻破沈阳的打击，又已经被封锁，主动权已经易手，只要练一两年兵，光是辽江的东江、咸镜和关宁的兵力就足够灭掉后金，到时候难保不会有不满的人以此为由想彻底终结新政。有些事情要趁早准备，实行新政的理由和好处要深入宣传到民间，不仅士人，普通百姓也要知道其中道理，这样以后有人想要扭转舆论也难了”。
崇祯说：“这些事情已经在做了，以后人才越来越多，人事可能变化，新架构是不会变的”。
沈飞说：“税收问题，应该说清楚，加税不只是为了应对后金战争的军费开销，也是为了调节社会贫富分配，董应举也说他屯田的收益有部分用于救济辽民。像北欧那些俗称‘民主社会主义’那样高税收高福利调节分配，而且也是对市场经济的调节，这些也可以宣传下去”。
说到了市场经济问题，沈飞语气有些激动，说：“‘自然经济’是所谓‘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虽然说周秦之变以后是‘封建社会’的奇谈怪论首创自郭末若，但是他一个学者影响力有限，还是后来的有权有势的人物把这种怪论搬进了自己的文章才成了标准答案，后来一段时间历史学也和欧洲一样成为‘神学的奴仆’，即便八十年代以后已经有很多经济史研究者已经在事实上指出了中国古代市场经济发达，但是在名称上还保持‘封建社会’这个称呼，鸦片战争以后自然经济才瓦解的说法还是很流行，我却知道这是扯淡。我看过全汉升一本论文集，其中一篇标题就是《鸦片战争前的江苏棉纺织业》，江苏的棉纺织业可能因为品种不同，棉花有从广东乃至印度进口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家里有棉田的，就属于一些经济史上所谓的‘家庭农业的手工业相结合’，可是产品不仅销售到全国各地，还有相当一部分被东印度公司采购以后转卖到欧美的，从180几到183几年，每年外销的布匹数量和价格全汉升列有表格。产品都卖到全世界去了，还说这是‘自然经济’就见了鬼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根本没有办法实行苏联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要调节控制市场经济，也有就只北欧式的用高额累进税收调节分配，实行高税收高福利这一个办法了”。
崇祯微微一笑，说：“你这个语气神态，和当初第一次谈到财政问题的茅元仪有些相似”。
沈飞这才感觉有些失态，说：“以前和在网上参加了这个话题的争论，一想起来还是有些激动”。
崇祯又说了一下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安排，要派人去南京找两个印刷专家胡正言和吴发祥，又是请他们制作宝钞印版这样的事情，人选很重要。刚才董应举介绍，凌濛初也是印刷行业里也有相当高的地位，出版过套印作品，作为同行和那两个人可能比董应举还熟悉，就让他去一趟。
特地派人去南京，如果只是请两个刻印专家有些浪费，同时也派人去南方查看以前促进一下新时的推行情况。南方是张溥等人的老巢，虽然其中几个领头的已经被崇祯提前调到北京，张溥还派驻琉球任“大使”去了，不过南方长期形成的风气就是以抵制朝廷政策，尤其是抗议加税成为习惯、风骨甚至是“政治正确”的，阻力应该比北方大得多，也应该派人去看看。
从能力上说崇祯比较看好汪汝淳，不过他之前一直没有官职在身，突然把一个平民提拔成钦差巡抚，心高气傲的江南士子心里多半会不服他，就只能找一个人推一前面，汪汝淳名义上作为随从幕僚，实际上由他掌握决定权了。
崇祯想让钱谦益出面，他现在的身份是礼部右侍郎，职务、才华、学识和在江南东林系文人里地威望都足够高，又不像刘宗周和黄道周等人那样死板，比较圆滑，善于随机应变，应该能够说动他充当这个有些傀儡性质的钦差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