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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2001年1月24日……星期三……雨夹雪
今年县城过年期间开始“禁鞭”。除夕夜跨年没了鞭炮的捧场，年的氛围便冷清了很多。偶尔有一两声炮响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可能有人想试探下禁鞭禁的程度到底有多严，也可能是离得近的没禁鞭的农村在放。
蛇年了，爸爸的本命年，我攥着龙年的尾巴又一次感受了次“小龙”的愤怒和咆哮。
爷爷奶奶很早就不在了，从我记事起，绝大部分除夕晚上的团年饭都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家里吃，饭后守在电视前看央视一套的春晚。如果有没忙活完的过年准备工作，也会赶在放春晚之前干完。这是很多年的老传统了。昨晚，照例吃过晚饭，收拾完餐桌椅，打开电视，调到中央一台，在茶几上摆好果盘、瓜子花生和各种点心盘，等待春晚的开始。前面的特别节目各种采访时间很长，离八点还有一会，我换了换台，看看有没有别的节目好把八点前的这段时间混过去。这一举动立马遭到了爸爸的制止：“哎哎哎！干什么呢？！好好看晚会，换什么台啊！”
“这不是还有十几分钟，还没开始吗？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好看的。”我解释。
“这个时候能有什么好看的？！都一样的，换回去，换回去！”爸爸的话不容置疑，我老实地把台又调回中央一套。爸爸见我没事干，给我指派了烤衣服的活。
连着几日雨雪，之前洗的衣服都没干，大年三十又是全家洗澡换衣服的节点，挂在屋里的湿衣服格外多。避免初一拜年的人来看到，有碍观瞻，三十的晚上烘衣服是件必须完成的事。我拖来炭火盆，插上电暖器，把烘衣服的架势摆足，开始各种翻面、烘烤，水汽蒸腾，偶尔还能听到水滴到炭火上的呲啦声。突然，在一滴水崩在电暖管上发出呲啦声的同时，全屋一黑，停电了。随即，耳边响起了爸爸叫着我全名的咆哮，把我直接吼楞住了。是水滴在电暖管上导致短路了吗？我赶紧摸黑到处查看，爸爸已经开门去看电闸箱。看见外面也一片漆黑，我松了口气，赶紧冲爸爸喊：“爸，是停电了，都停了！”
随后，怒火消散了大半的爸爸给供电公司打电话询问，确认了这一事实：“大过年的怎么搞的，还停电了？什么时候能来电啊？……哦哦哦，好，好……”
和妈妈不同，爸爸很少对我发脾气。一方面因为他很少在家，另一方面，他大多靠眼神和表情威慑对我进行管理。自我记事起，他打我的次数一个巴掌能数完，于是每一次挨揍都能成为他拿来宣讲的“经典”教育案例。无论事隔多少年，都不影响他如数家珍。最近，他对我的怒火密集程度明显比以前高了许多，不知与他们单位最近的优化组合有没有关系。看样子，大概率不太顺利。
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小学时，在那条时而有疯子出没的上下学路上，我和春生时常比惨的事来。春生的惨是肉眼可见的，永远邋遢的衣服和甩不干净的鼻涕。他说他妈是个后妈，时常对他打骂，也不管他的生活和学习。他会卷起袖子或裤管给我看某处伤口，说那就是他后妈的罪证。他并不缺钱，他爸给他的零花钱比我吃早饭的钱多很多，但他的钱一旦被他后妈发现，便会被没收。所以在我永远啃着两毛钱的炕饼子当早饭时，他时而会阔绰地去吃一块钱一碗的牛肉面，在我艳羡地注视下去小卖部买跳跳糖和无花果，也时而会拮据地等我分他半个干饼子，或在学校里到处搜寻废纸壳子和空瓶子拿去废品站卖。他说的我都信，因为每一件似乎都能在他身上得到佐证。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处境和感受我也都懂，但并不觉得他比我可怜。我会跟他说：我虽是我爸妈亲生的，但我也受他们虐待。我妈经常打我、掐我，还限制我的各种自由。她最经典的“招数”是掐住胳膊或大腿上的一点肉，然后旋转。他们不给我零花钱，也不让我吃零食，还经常说我是垃圾桶里捡来的，说我又黑又小又丑，说我戴的耳环是牛鼻环，各种开我的玩笑。但我知道我是他们亲生的，我也并不丑。我总在想如果我不是亲生的他们会不会对我好一点，对我的限制少一点，等等。我编了很多很夸张的故事以显示我比他更惨。我撒谎了，没有人虐待我，我的零花钱毫无限制地放在客厅的抽屉里。面对零花钱自由地躺在抽屉里对我妖娆地招手，施展诱惑，不知为何，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只能对它们“say no!”。它们是钓鱼执法试探我内心贪念的“饵”而已。对于春生内心的苦，我却无比理解、感同身受，就像就像那些编造出来的虐待故事真的发生在我身上过一样。
二十多分钟后来电了，春晚继续。
爸爸的执念除了除夕看春晚外，还有初一上坟祭祖。他的原话是：“我们家初一早上必须全员去上坟，‘下刀子’也要去！”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初一早上”，二是“全员”，也就是我爸、我妈和我，我们仨。
早上七八点，在互道“新年好”的问候中起床，看着窗外漫天飘舞的雪花和四处角落里堆积不多的那些白，似乎有了些许“年”的味道。只是在这样风雨雪交加的天气，去湿滑、泥泞又狭窄的野田梗里祭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还来不及为艰难的祭祖之路发愁，屋里响起了叮铃铃的电话铃声。妈妈叫我去听电话，说是我同学。我心下狐疑：这个时候打电话来肯定是拜年的，但会是谁呢？很多年前淼淼打过一次电话拜年，有且仅有那一次。苏小鹏、艺婷没有这习惯，奚萍、东霞她们家没有电话，女生里就不太会有谁了。男生吗？“小点子”和春生已经在放假前的最后一次通信里互相提前拜过年了，陶然家没有电话，史辉、莫凌波他们那种会害羞的人好像也干不出这事，是谁呢？
“喂？哪位？”我拿起听筒时，脑门子上还是无数个问号。
“新年好啊！新年好！”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浑厚的男中音。
“呃……”他不报出姓名，显然是要看我能不能猜对人。我怕是很熟的人，答错就太丢脸了，谨慎地试探道：“是乐为吗？”
“哈哈哈哈……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吗？”爽朗的笑声响起，好像是猜对了。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我脑子还是懵的，发问也极没水平。其实我想知道的是在众多同学朋友里，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拜年的会是他。
“大过年的，拜年啊！哈哈哈哈，我是今年第一个给你拜年的吧？”他笑得有些过头了，似乎有背后隐藏着什么捉弄的小把戏。不过也无所谓啦，能接到他的拜年电话我也很高兴，跟他随便瞎聊起来。后来才想起，东霞放假前故意放话说过年的时候要给他打电话，好给他制造点麻烦，让他爸妈追着他问“给他打电话的女生是谁？”看来他这是先下手为强了，哈哈。
挂上电话，果不其然，我妈就开始追问打电话的男生是谁，哪里人，成绩怎么样之类的，并迅速和前几天的陶然联系起来，问是不是同一个人。我避之不及，赶紧用上坟要准备的事转移她的注意力。
上坟之路比预估的还要难走。冻了半宿的冰碴子化而未化，在白天逐渐回暖的温度里，融化的雪水浸润田埂面层的黄泥，水少的地方打滑，水多的地方湿陷，一脚下去能粘起厚厚一坨泥。在风口处，融化的雪水会被冷风吹冻上，反复融冻形成了无比坚硬光滑的“牛皮凌”。半米左右宽的田埂上除了随机分布的黄泥和“牛皮凌”斑块，还有各种未知的路障——凸凹不平的砖石块、躺倒的枯树枝、断头田埂……我们就在这样的旅途中艰难地行进着，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落脚，然后仔细分析探查下一步的落脚之处，再拔起沾满厚重泥巴的鞋子迈出下一步。每走几步，都要用路边捡的枯树枝对负重的鞋子做下清理，可轻便不了几步，又会继续负重。这像极了我所能预见到的人生。
妈妈穿着高跟鞋，行走更加艰难。爸爸一边搀扶着她，一边指导她该怎么走路。妈妈不服，反驳。两人有说有笑，打情骂俏，像极了新婚的小两口。看他们如此，我是觉得幸福的，只是我也不会傻傻地杵在他们眼前当“电灯泡”，便仗着总质量轻、行动灵活，当起了“开路先锋”，把他们甩在不算太远的后面。
走到目的地，看坟前香烛供品摆放的样子就知道大伯家已经来过了，离开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大伯极信奉各种封建迷信，对求神、拜佛、祭祀等各种规矩和细节都有他的一套说辞。听说，开始他迷信程度只是一般，自打他最爱的小儿子在河里玩水淹死后，他便信奉得几乎痴迷、甚至癫狂了。大伯的小儿子出生后不久，他找人算命说那个儿子忌水，他便依高人指点，做了很多“化解”的离谱事情，诸如让甲寅年出生大溪水命的大儿子到亲戚家吃住，不让小儿子吃鸭子，给小儿子改名，拿掉了把字辈里偏旁带水的字，四处求神拜佛，不管家里接不接得开锅都要去给庙里送“香油供奉”等等。去河里游泳对小儿子而言自然是明令禁止的。可越是禁止，诱惑越大。小儿子上小学后，趁家里不注意，偷偷和同学跑到江边去玩水，结果应验了谶语，一去永不回。之后许多年，他一直怪大儿子没照看好弟弟，当水老虎克死了小儿子。大儿子面对各种苛责，却也不敢出言忤逆父亲。直到近几年，他针对大儿子的言行才和缓些。而小儿子过世后的这些年里，他们家都是带上最丰盛的祭品、最早来上坟祭拜的。我没见过那个应称为堂兄的小儿子的坟，他不在爷爷奶奶和亲戚们的祖坟旁边，说起这些往事，亲戚们也都一副想讲又慎言，欲说还休的样子。
万事怕比较。相较而言，我爸对上坟祭祖压根不能称为有执念，而他对我确实能称为“像朋友一样”宽宏放任了。这么一想，瞬间又觉得自己活在幸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