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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76号篇，第十二章
苏渊明解决了两个日本特务之后迅速从弄堂里撤离，回到家后赶紧做出已经熟睡的样子，他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一晚，上海乃至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对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还同时进攻了英联邦及其在远东的殖民地，这就是“大东亚战争”的开端。
那天，日本天皇颁布了《宣战诏书》，对美英宣战。紧接着，美英两国同一天宣布对日本作战。而中国，已经抵抗日本侵略 4 年了，在第二天发表了《对日宣战布告》。
这样一来，太平洋战争全面开打了。
12 月 8 号凌晨 4 点，日本驻沪海军向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军舰开炮，英舰“彼得烈尔”号被击沉，美舰“威克”号白旗投降。
十点左右，日军从苏州河上的各座桥梁分头进入公共租界。日本陆海军代表各一人，在日本驻沪总领事崛内于城的陪同下，前往工部局拜见总董李德尔，要求工部局予以协助，维持正常工作。
工部局理事会开了个特别会议，然后决定“按照日军当局的意思，为了公共租界的利益，咱们还得照常干活儿。”
同时，法租界这边人心惶惶，法租界当局在两租界交接处，也就是爱多业路（现在的延安东路）南侧设置路障，以此来阻断与公共租界的交通，并且封闭了法租界与南市相邻的所有铁门。
因为法国维希已经向德国投降，算是日本的“盟友”了，所以日军没有进驻法租界。下午，日哨兵从公共租界各街口撤走，法租界也撤除了路障，两租界的公共交通得以恢复。尽管租界表面上恢复了往日的模样，但实际上公共租界已经易主了。上海沦陷了。日军刚进占上海公共租界时，还假惺惺地“表示尊重华人地位和意见”，但实际上，他们从占领租界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对上海进行掠夺了。
日军于进占公共租界的当天上午 10 点，就派报道部和宪兵队四处分头接收英美敌国的新闻机构。
秋山中佐率领一路人马，接收了《大陆报》，查封了《密勒氏评论报》《中美日报》和《大晚报》，对《泰晤士报》，则在该报经理“接受日方指导，并愿尽力协助日军做好宣传”后，才允许其次日照常出版。
酒井中尉带着一路人，接收了《正言报》和《神州日报》。
山冢少佐负责接收《字林西报》，《大美晚报》在表示服从日方指导，不从事反日宣传后，被准许复刊。
高山中尉一路指挥，查封了《申报》，并让它“等着被处理”：至于《新闻报》，在负责人汪伯奇声明“今后停止一切抗日宣传”后，高山坚持必须对其进行改组，才能复刊。
那天晚上，日本陆军报道部和宪兵队兵分五路，接管了跑马厅的华美、华懋饭店的民主、博物院路 12 号的福音、静安寺路的电讯、爱多亚路 1 号的大美和法租界天主堂路 28 号的奇民等英美广播电台。
把要接收的电台先查封了，不许播音，再清查财物，统统没收。
对于英美等国的银行，日本在事变当日就派兵进驻，暂停营业。12 月 11 日才重新开业，但规定营业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而且每人每期提存金额也限制在 500 元等六项。
1942 年 1 月 7 日，日本让正金、三井、三菱、住友、台湾、朝鲜等银行，“代理”清理英、美、荷、比、汇丰、沙逊、通济隆、运通、美丰、达商、礼众、华比、麦加利、花旗、大通、荷兰荷印商业、友邦、有利等 15 家银行。
英美实业被日本当局任命的日方代表“监督”，改挂日本旗。
1942 年 1 月 13 日，日本正式接收了公共租界的中国公共汽车、上海制造电气、上海自来火、上海自来水、上海电力、泸西电力、上海电话等七家公用事业公司。
大概统计了一下，被接管的英美等国在上海的洋行、公司、工厂、堆栈将近百家。
与此同时，日本还把英美等国在上海的建筑物改了名。
汇丰银行大楼改成“兴亚大楼”了，有利银行大楼成了“共荣大楼”，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改叫“善邻大楼”等等，多得很。
日军觊觎公共租界最高权力机关已久，进占租界后则采用蚕食策略。
1942 年 1 月 5 日，在日方胁迫下，工部局总董李德尔及明思德、卜洛克、沙卜等英、美、荷籍董事，全部辞职。
日本借此改组工部局，成立临时董事会，让日本领馆参事冈崎胜男当总董，启用汉奸袁履登当副总董，还从当月起降低工部局高级职员的薪资。
从 2 月起，工部局全体职员的工资再次被削减。2 月 21 日，在冈崎胜男的“授意”下，工部局总裁兼总办费利溥“主动离职”，该职位由冈崎胜男兼任，副总办寺冈洪平晋升为总办，各处负责人也全部换成日本人，工部局行政机关实现了大换班。自此，工部局被日本人完全掌控了。
2 月 27 号，日本让万国商团停止一切训练。5 月 31 号，把工部局音乐队赶走，让日商音乐信托公司接收。7 月 15 号，日本解聘了警务处 74 个英美籍警官，他们下辖的各个捕房由日本籍官佐领导。
9 月 2 日，下令解散万国商团，解雇全体官佐 158 人和团员 1491 人。10 月 21 日，又一次改组警务，把公共租界分成南北两个监察区，让日本人当监察区区长。
1943 年 2 月 12 日，下令取消工部局所设华童小学的英文课，改教日文。3 月 2 日，日方关闭了工部局原设的 4 所外侨学校，英美籍教师全部被辞退。至此，日本终于将英美势力彻底赶出了统治公共租界近百年的权力机关。
此外，日军占据公共租界后，就根据国籍把侨民分成敌侨和非敌侨两类，其中与日本交战的国家的侨民，就是敌侨。
日军对侨民进行经济剥削、政治侮辱，甚至限制人身自由，啥事都干得出来。
为控制敌侨，1941 年 12 月 22 日，日军召集英美侨民开会，规定不许迁移住址；1942 年 1 月 20 日起，14 岁以上英美侨民均须登记，3 天后，公共租界英侨为 2764 人，美侨为 404 人。
为了威慑敌侨，1 月 24 号，日军把从日本横滨押解到上海的 1200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战俘，从公和祥码头放下来，让他们在虹口、外滩、南京路这些闹市游街示众，然后又把他们拘到战俘集中营里。
六月，他们以“从事对日谍报并作援渝反日宣传”为借口，随意逮捕了《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大美晚报》记者奥柏、《远东周报》主笔兼评论员伍德海等十余名英美籍人士，并将他们送交日本军事法庭审判。
为抢夺敌侨财产，4 月 16 日，日军就下了征用敌侨汽车的命令。11 月 9 日，日军发布公告，要冻结所有敌侨不动产，还严令“不管不动产产权真正属于谁，在解除敌产处分前，一律视为敌产，违者按军法处置”。
11 月 13 号，日军还发布公告，要调查并取缔敌产，规定 11 月 16 号到 25 号，敌国的个人和法定团体，都得向日本当局报告所有动产和不动产。
如果你有短波收音机、摄影机或望远镜，都需要主动上交，还有家具的转让或移动，比如电扇、火炉这些，都得事先得到日方的允许，不然会严惩不贷。到最后，敌侨连仅有的人身自由都将被剥夺完。
从 10 月 1 日起，日军规定，敌国在沪侨民只要年龄满 13 岁，都得在左臂佩戴 10 公分宽的红臂章，上面写有英文字母，以表明国籍。
a 代表美国，b 代表英国，h 代表荷兰，x 代表其他国家。
10 月 6 日开始，工部局的外籍雇员出门得戴上蓝色袖章。
10 月 15 日，日军下了道规定，禁止日交战国及绝交国侨民去娱乐场所，像戏院、电影院、舞厅、夜总会、酒吧间、回力球场、跑马厅、跑狗场这些地儿，都不能去。
法租界效仿英国总会，在门口贴出通告，禁止英美人进入。
英美侨民的自由受到了很大限制。1943 年 2 月 17 日，日军要求敌侨在一个月内搬进指定的“人民集合所”（只针对男性，女性和儿童可以留在家里)，英美等国侨民被集体监禁，就像囚犯一样，人身自由完全丧失。
上海日军在公共租界向英美频繁施压之际，正是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之时。自 1942 年夏天起，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尔纳尔岛争夺战让日军损失惨重，失去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主动权，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为了扭转败局，日本使出了浑身解数，动员了本国和占领区的所有力量，试图挣扎一下。
所以，日本对占领区，特别是对中国占领区的依赖更强了。日本当前最紧要的，是重新审查对华政策，谋求“突破”“转机”，“在英美反攻达到高潮之前”“取得成效”，为实现大东亚战争的目标而“前进”。
1942 年 12 月 21 号，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
御前会议的这一决定，在 12 月 18 日被日大本营、联席会议详细研究，并制定了《基于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根本方针的具体策略》，从而系统地提出了所谓的“对华新政策”。
在“对华新政策”的影响下，在中国的地盘上，由日本导演，伪政权登台表演，竟然还有脸皮宣称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得说一下，交还租界、撤销治外法权，是英美先提出来的，这是在特殊的政治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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