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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青婆生于民国初年，长于战争年代。具体的时间没有人记得，应该是1930年以后，她嫁到云上村，没几年，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那个年代，农村的日子并不好过，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没几年，阿青婆的丈夫，陈显华的爷爷陈定为了谋生，丢下家中的妻儿，跟着同村人一起去了欧洲，从此音讯全无。
那个年代青田人出国打工，并不走正道，死在半路上的人不在少数。
阿青婆等了又等，始终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村里人都默认他已经死了，还有人劝她趁年轻改嫁，但阿青婆始终没有答应，独自一人将三个孩子养大。
那是个战争的年代，除了应对自然灾害，还要提防时不时从天而降的日军的飞机炮弹。
1942年，日军攻陷青田，云上村虽然偏僻，但没能逃过日军的搜掠。
“我父亲上了年纪之后，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常常同我讲起以前的事。”
那时陈建明已有八九岁年纪，他清楚地记得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村搜掠，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躲进屋后的地窖里，年幼的妹妹忍受不了地窖的湿闷，大哭起来，引起了鬼子的察觉，
母亲拼命捂住了妹妹的嘴巴不让她出声才逃过一劫，等鬼子走了之后才发现，因为捂得太紧，妹妹已经闷死在母亲的怀里。
当时的情形在他幼小的心里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直到多年以后提起来还心有余悸，而母亲因为闷死了妹妹而愧疚，精神大受打击而病倒。
但即便病倒了，她还是得拖着病体下地干活，挣钱来奉养公婆，照顾两个儿子。
可以想见，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阿青婆过的是怎样艰辛的苦日子。
后来，红军打跑了鬼子，解放军渡过了长江，成立了新中国，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起来，大约是五十年代，阿青婆收到了来自西班牙的消息，原来陈定并没有死。
“这事村里人都知道！”李阿四说，“那年我还是个小后生，听我娘说，村里回来个华侨人，是阿青婆的男人，有钱呢！啊哟，不得了，穿西装，打领带，皮箱里都是洋货，后头那座石桥，就是他捐的钱修的，桥头碑上还有字嘞！嘿！原来那就是你阿公！”
那时云上村的人才知道，当年虽然陈定的目的地是欧洲，可是他上错了船，糊里糊涂地跟同村人分开，孤身一人被带到了南美，最后在巴西上了岸。
在巴西，他做过一段时间提包挈卖的营生。
所谓提包挈卖，是海外青田人积累资本最原始朴素的方式。
扛着一个编织袋，装着鞋子、衣服等杂物百货，一家一户地敲门兜售。那时候闯天下的青田人，没有人脉，没有门路，只能从最苦最累的活开始干起。
在提包挈卖的那段日子，陈定认识了一个当地华人的女儿，很快和对方坠入爱河，缔结婚姻。
在新岳父的资助下，两夫妻到了西班牙，开了餐馆，做大生意，赚了不少钱，成了大老板，又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听说了这个消息的阿青婆是什么反应，已无人知，但不难想象。
陈定在云上村住了半个月便走了，这一走就再没回来过。
后来陈定写信来，问阿青婆是否愿意出国，阿青婆拒绝了。
她收下了陈定寄回来的钱，推倒了陈家原本的破牛棚，重新盖了房子，便是现在的陈家老屋。
建新房子的时候，阿青婆只给自己在一楼留了房间，东西两侧各起了二层小楼，留给两个儿子一人一栋。新房建成，又大儿子陈建明娶了老婆，生了一儿一女，阿青婆的脸上，日日都是喜气。
她还有儿子、孙子，村里给她分了地，有田种，有饭吃，日子蒸蒸日上，没了男人，不算什么。
好景不长。
五十年代末，全国上下遭遇了大饥荒，到了六十年代初，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为了谋出路，陈建明带着妻子和弟弟，搭路子出国投奔父亲，也在西班牙定居，只留下五岁的大儿子和三岁的女儿，也就是陈显华的大哥大姐给阿青婆抚养。
阿青婆不得不又一个人承担起抚养孙子的职责。
70年代末，两个成年的孙子孙女也踏上了去西班牙的路。从此，老房子只剩下阿青太一个人居住。
“一直到新房子变成老房子，然后在这房子里孤零零地去世？阿青婆真是可怜。”刘清宁说道。
“其实，我父亲也想接她到西班牙一起生活。而且他确实也这么做了，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奶奶来过马德里，还住了一年，所以，我对她有一点印象。”
在陈显华的印象中，奶奶是一个非常古怪的老人。
她一直穿着很旧的蓝布衣衫，是那种传统的中国样式，衣领袖口还绣着中国样式的花纹。
她不会说普通话，更不会说西班牙语，而是讲口音很重的青田方言。
那时候，陈显华不会青田话，如听天书一般，根本无法与奶奶交流。
阿青婆被接到马德里的时候已经年迈。
那时候，陈显华的祖父已经去世，他的继奶奶是陈家的大家长，在马德里，她唯一认识的只有自己许多年未见、并不熟悉、忙于生意的两个儿子和由自己抚养长大的两个孙子孙女。
听到这里，刘清宁忍不住想起了刚到马德里的自己。
当初登上前往西班牙的飞机，阿青婆肯定和她前往马德里之前一样，是对未来的生活抱着一种期待的，她盼望的是与从未谋面的父亲、分离多年的母亲的重聚，期待的是父母疼爱的怀抱，阿青太盼望的、期待的则是母子团聚，一家团圆，从此颐养天年。
但很显然，她们都没能如愿以偿。
父母疼爱的怀抱，是属于她的弟弟妹妹的。而一家团聚颐养天年，则是属于那个抢走阿青婆的丈夫的女子的。
长久的分离，文化的隔阂，是她们和家人之间迈不过去的鸿沟。她们都成了这个家庭的“旁观者”，就像西方电影里那种死去之后留在家里的亡魂。
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