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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言毕，首先文彦博斜眼藐视之“苏子之法，可为无法，我看三法，兵、民、吏皆似新法的宽版，即失去原有的执行力，又不在各项制度上多加限制，还要朝廷出钱慰兵慰民慰吏，却不谈钱从何来，试问古今之法，无钱何以成事？我看苏子也不过是夸夸其谈，没有多少实干！”
苏轼听之抿嘴摇头自叹！其若非尊老，恐怕要打人。
吕惠卿也摇摇头曰“苏子之法，良善有余而屈力不足，试问年过五十者，不在军帐议事，却执利器而杀敌，即有违尊老，还有损军力，不过任老兵为教，为伍倒是可为，只是资其钱财，不知钱财何来，更有甚者西行之兵事物资尚且捉襟见肘。”吕惠卿本是非常想支持苏轼的，但苏轼法度一出，有几分与自己相悖，故而也心生厌弃之意。
范纯仁倒是微微笑道，“苏子之法虽然看似宽泛，倒是有可称道之处，钱财之何来，我等俸取之处，乃是税也，税乃市易余资，若令市易成江河，自然税乃是水到渠成之事。只此我认为可行。”
众人议论纷纷，大殿顿时嘈杂。
苏轼见状，立马解释道“众人以为我法不可为，实在错论也，我法并非是无为而治，新法设计之初，当令天下人支持，而不是与天下人为敌，故而不能成颠覆之法，亦不能革旧人之命徒，这样才能令更多人支持，以此来待更为长久的利图，只是文贤相（文彦博曾今为相）初来即出反对之声，未免太过跋扈！”
文彦博听之，眼神鄙夷的看了苏轼一眼，却也不好争辩。
黄庭坚急补充道“新法之日，还需文公（文彦博）鼎力支持！切不要因事生乱，自古皆有违逆新事物者必为后人鄙夷，文公且莫要做那种成败事之举的人，哈哈！”黄庭坚说完还自顾的笑了起来，让人觉得其是在说轻薄之语，就是看不起文彦博的意思。
文彦博哪里能听不出黄庭坚话的深意，遂用责备的语气道“黄鲁直汝子无礼，竟然出言讥讽老夫。”
苏轼斥责黄庭坚道“鲁直无礼，岂能如此对待文贤相！”语虽然斥责之，内心却有几分欣喜，毕竟黄鲁直也煞了文彦博的威风。
苏辙道“汉初则有文景二帝，集二世之财力，才为刘彻一举荡平燕然，封狼居胥之功业，今吾更应该出力为保国之功业，乃让后世之人能有力再图，如今世道，四方皆有敌手，四邻皆有霸我之意，若是还一味的为求自保而萎缩不前，岂不成后世叹。”
吕惠卿听之，表情难以掩饰内心的激愤“若真能休养生息那则也罢，可是，哼哼！今朝真是时不待也，西夏国屡犯我境，大辽国因那几百万两岁银才不犯我大宋。今之势，变则有难，不变则更难。希望官家和苏子能够三思而后行。据说幽云总兵报说辽国以大宋之钱财，发展壮大，正欲吞并邻国高丽，待他时机已到，恐怕汴京也成其野心劣图的目标！”
吕惠卿又俯首对向太后道“官家，西行大军已经在灵州城屯驻数月有余，而我军资响银却能拖的拖，能扣的扣，宗泽来信，有部分营属因不满响银及风沙肆虐，有涣散和逃离之险，筹措军饷则刻不容缓，再不及时可怕军中会有哗变。”吕惠卿又转向苏轼道“苏子曾为西行大军筹措军资，岂知钱财之来之不易，如今又要散尽国财推行新法？我看也未必可行。”说着还侧眼望向苏迈，因为苏迈在筹措军资方面那是一员干将。
苏迈出班言“筹措饷银，尚在可控当中，只是难向百姓再增苛税名目，只能另开新路，目前漕运税和行酒税倒是可以支撑一段时间。”
苏轼道“此吾亦明了，然则吾之法乃是环环相扣，只有相行而起，方可利之，若此紧一段而彼松一段，则必全然废之，不可缓图。我以为若还依旧法，大宋形势则会更加恶劣，不如就此而行新法。”
文彦博又怒道“苏子之法，我看只有宽慰和花钱，至于收钱，还是未知之数也，断然不可行也。”
范纯仁出言道“苏子之法，虽然不全然美好，但是也并不是全然不可取，我看倒是可以一试。”
向太后喃喃的言语道“吾一妇道人，虽然不懂你们人间大义，但是我还是懂家里的这些小事的，苏子所言之宽慰而治，倒也是必须，你看那将帅兵卒之中若有三五退意，可放一些还家，归乡，且付于盘缠，待他们团员之后，有心者必令其回。至于民法吗，吾也认为当从容面对，不可步步紧逼，逼良为娼，逼民为反从来不是我‘赵家’的本意，”向太后说“赵家”时故意加粗了声调，以向众人证实其只为“赵宋”出力，而不像高太后那样处处为福高门，虽然这是在为自己虚作声势，倒也能看出向太后没有违逆之心。向太后接着又道“吏法，这当有各级官吏所为，吾一妇道人家难以执言。且信苏子。”
吕惠卿急得像着火似的，“官家，不可为呀，军中涣散之风不除，难以盛士气，饷银不济，军心无以汇聚，任涣散之人离去，会引起连锁反应，或无兵可用呀！”吕惠卿只在意论实事，并非有意反对苏轼之法。毕竟他为边官多年，且不能放任边事乱而不管。
向太后道“吕公莫急，兵法可准你徐图之，此月放三千兵，次月再放三千兵，三月归队者饷银倍之，久而不从军者，必用军法从事，以此即可抚恤军心，亦可缓图苏法。”
吕惠卿无奈，只得诺道“臣且去行之。待观一二。”
文彦博见吕惠卿无言以对（苏轼），反对之声渐次，看来大宋又要变革，自己已经垂垂老矣，再不想更迭变故，则又出言反对之“自古取士，皆有才德者居之，所谓才，则需考策论古多寡而计，今我大宋取士，却依从推举，举荐，却不从科考，此乃下策也。我看苏子是别有用心，另有他图。今后我大宋恐怕皆是无才而仰德之辈。”而后文彦博又直言“苏子所作莫非是为了陈履常，李方叔铺一捷径。”文彦博此言就直说苏轼是为了徇私。陈履常即陈师道也，李方叔即李廌也，二人极有才华，为苏翁办事更是得力，只是二人没有取过功名，因而没有能正式为宋官。
听到文彦博的话，从来不说话的蔡卞也站不住了，持其言曰“官家，臣与赵挺之向来只在太学作官，本无缘于民生大计，今苏子以为宋之为官可从推，而不从考，臣以为此不妥也。想来寒窗苦读的学子们哪里有机会被推荐举拔，这些人却是何去何从，想那苏子也是考取功名之人，不知此法当作何用心，断了学子之路，愿官家及诸位官友慎察之。”
赵挺之也出言相和“论政改革，本是无可厚非，但若是全盘否认前人沿用数百年的科考制度，我看这才是倒行逆施之为。”
李格非见赵挺之说话十分的无礼，厉声辩解道“赵正夫（赵挺之），汝何狂言苏翁为倒行逆施者，苏翁之法在这高堂之上只讲解一略章，尚未举其详章，汝以一小篇却污其为大逆，无异于管中窥豹，只见一斑也。愚以为此法当行之方能足见其效，若是此时辩其驳，无异于令其（苏法）胎死腹中，何能见其成长，何能见其成大才也？”
赵挺之对曰“文叔兄，你有大才，可是你之大才也是苦心潜学而来，若是失去科考之图，你安能居此庙堂？”
李格非对曰“祖宗之法，也有三千可废，废与不废皆因时事论道，若能推助我宋前行，必可沿用，若阻我宋发展，当然须废！”
赵挺之曰“你可知，读书之人，必从小而为之，渐有十年方有成效，若今告知，读书无用，天下读书人必然停滞，数十年后，则无能人可取，若想再沿用科举取士，又要耗费十年的光阴。汝等吾等皆是读书受益者，莫要阻他人之去路。”
苏轼见二人争执不开，急忙阻拦曰“赵正夫，李文叔莫要争执，吾之吏法并非为一概而论之。首先吾须解说曰，旧取吏之法的弊端，所谓唯才是举之‘才’且只是论其考绩，而忽视其真实的才干，试问科举考试者，取者皆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者，然则却难见真正励行者，若为官者终生也不察夫民心，何以能仰民之所指。昔者，王安石公曾身披草帽履鞋，遍访于民间一二十余哉，方得新法七卷，本能成为冠绝古今之大法，其高义并亚于管仲商鞅之绩，奈何所付者皆为夸夸其谈之辈，致使失其锋芒，沦为世之弊履。吾曾为密州，黄州城辖，知人间故事，岂能算是纸上谈兵。人之所急乃是今之所需，吾之法，能解人和钱的关系，既然要向百姓收钱，则必先令其有钱，所以才有宽慰，减税，免贷之策，既然要养兵，必先行优待宽扶之策，方能引来万千豪情男儿。再者既然要取吏，则必然不能条条框框辖死，读书而有才者，必然少数，我大宋之民吏何以万计，若不变通恐无吏可用也。”
苏轼停顿一下继续说“汝之言（对赵挺之）吾欲放弃科考而行荐策，实为大谬。我只道行荐举，可未曾言不科考。自隋起，科举就被证实为最为有效的取士之法，让天下万民皆有机会登高阁而望天下，若因苏某一人言就废之，那苏某岂不成遗臭万年的酸朽腐儒，况且苏某也是通过此举而名声贯于江湖，此等过河拆桥之举，必然为世人所不耻，这些，苏某岂能不知？苏某只道科考与荐策二法并举，不仅能提高取吏之数量，也能提高取吏之质量，既能防止我大宋无人可用，亦能防止我大宋用人不祥也。”
蔡卞，赵挺之听苏轼言，虽然内心有些许的不顺，不过还是毕恭毕敬对苏轼言“苏子之法，良苦用心，吾等误解也。”
果然让不反对的人认同很容易，所以苏轼的三言两语就令蔡卞和赵挺之止言，可是文彦博这老糊涂可是个“见人必反”的家伙，他可没那么容易取信苏轼的鬼话，于是又出言对曰“苏子所言‘兵、民、吏’三法虽然论之有理，可行之是否有效，谁人得知？试问当今大宋兵威不济，常淹没于西夏与辽国之下，民身尚无可活，财力不稳，钱粮堪忧，若是再行法不通，则必阻我大宋天数，我看苏子之法，处处花钱处处以人为本，却不行节俭不以天为本，苏子即无解决当下之困，亦难见法之成效，我看宽慰之法不过是徒有其表，若是卓有成效还好，可是如果不是妥善之方，岂不如泄洪之口，国之巨财化为乌有，何以能论其为治世良方，大溃之后必是后患无穷。吾等不应冒此风险，强然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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