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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4章要致富,先修路【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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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致富,先修路

商业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必然导致的就是都市和交通的繁荣和发展。商业发展以后,都市开始逐步演变为商业的集散地点,而由于货物的往来运输,交通的发展也就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了。

我国从夏、商之时就出现了城市和都邑,那时的城市和现在的非常不同。那时的城市是王公们勒索贡赋的城堡和宗教活动的中心,不仅非常小,而且,城中的居民也还要从事一些农业生产,它和乡村并没有很大区别。后来到了春秋时代,等级制度开始变得更为严格,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十分缓慢,由于对城市大小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因此,城市不可能有很多人,自然也不会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就像战国名将赵奢所说的那样,城虽然大,城墙也没有超过三百丈的;人虽然多,也没有超过三千家的。后来随着等级制度的瓦解,城市也开始起了变化。

战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城邑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由于等级制度的逐步瓦解,一般城邑的大小甚至都超过了从前的国都。“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这在从前可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场景。城市的迅速发展也造就了一些有名的城市,例如,赵国的邯郸,魏国的温、轵,韩国的荥阳,齐国的临淄,楚国的宛丘,等等,这些城市有些虽然不是国都,但非常繁华。

《战国策·齐策》中有一段描写齐国都城邯郸的话:“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说的是在临淄的道路上,车轮与车轮互相撞击,人与人的肩膀甚至可以互相摩擦,把人的衣服连起来可以做成帘子,每个人都举起袖子就能够形成大幕,每个人擦一把汗就可以挥洒成雨,人人家里家底丰厚富裕,志气极为高昂。这是苏秦在说服齐宣王时所说的话,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临淄城的繁华。从目前考古的发现来看,临淄城的总面积达60多万平方华里,城内街道宽广平坦,虽跟现在的城市没法相比,但在当时也算是十分繁华了。考古学家在临淄城里还发现了冶铁、炼铜、铸币等各种手工业的作坊,可见那时的商业和手工业都已经非常发达了。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大城市的街上已经是店铺林立了,卖酒的,卖四方土特产的,卖手工业品的……人们的生活非常方便而且井然有序。

在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发展的同时,交通作为联系各城市的纽带也开始快速发展起来。刀币是齐国的通用货币,考古学家们在齐国东边的今山东海阳、平度、日照等地发现了许多齐刀币。据此不难推断出,这一带可能是当时齐国东部的一个海上交通贸易重地。齐国的很多商品都通过这里流往东南的吴、越地区,而吴、越地区的很多商品也从这里流入齐国。在齐国,像这样的商业贸易网点还有很多,像西部以现在山东的济南、历城等城市构成的与中原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集散点,北部以牟平为中心与燕国的西南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集散点,等等。

商业的发展,对很多交通要道的经济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交通枢纽也往往是贸易的中心。燕国的辽西郡是中原各诸侯国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的必经之路。在这一地区出土的古钱币不仅包括燕国的“明刀”,甚至还有铭文为“安阳”和“平阳”的布币。由此可以看出,战国时期,三晋的商人就曾经经过这里。

从很多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人民已经对西北地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有了一定了解。当时的书中已经有了对昆仑山、火焰山、罗布淖尔、孔雀河等地的描述。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甚至已经有了关于吐鲁番火焰山的记录,“有燃火之山,投物辄燃”。那时中原地区的丝绸、金银器、漆器等一路向西,被运往新疆和中亚地区,大西北的很多商品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地区。这些贸易上的往来,当然是与交通的发展分不开的。由这种交流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由中原经大西北到达中亚地区的交通贸易非常活跃。在这种贸易交流的过程中,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交流,由于秦国地处西部,所以与西北及中亚地区的联系较其他国家更为密切,这应该也是古代的时候,西北人民经常把内地的人称为“秦人”的原因。

秦人在北方与西北和中亚人民互通有无,而楚国人则在南部同南亚的人进行着贸易上的往来。楚国是当时南方最大的诸侯国,它与南亚一些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韩国由于地理上的优势,是南北往来的必经之路。韩国的商业、交通都十分发达,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贸易网点。一些地方由于地处交通枢纽,所以经济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例如当时的宜阳,就是可以与赵国、楚国等进行联系、进行商业贸易的交通要道,当时的宜阳非常繁华。

从对各国的交通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战国时代交通其实已经比较发达,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贸易网。由于贸易上的往来,人们成功打破了以前闭塞不通的僵死局面,商品得到交流,人民也得到了沟通,达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崭新交流局势。这对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

东周列国、战国诸雄之间的战争,表面上看来是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但是从其本质上看来,则是贵族领主和新兴的地主阶级权力的争夺,无可置疑的是,最后的胜利者,是地主阶级,并由此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的时间。而在战国七雄之中,率先完成地主阶级取代领主贵族统治这一变革的国家,就是西边旧势力较为弱小的秦国。当然,在战国时代,地主阶级并没有完全取代领主贵族,而且在很多的国家,其权力还很大。

但毫无疑问的是,领主贵族的政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和削弱。其剥削方式发生了改变,其中尤其以农奴为代表的低下阶层,从西周的宗族制度的桎梏中走了出来,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变迁之下,战国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具体体现在人口的大量增长、铁质工具的广泛使用、水利工程的大力修建、牛耕的使用、农业技术的大进步、手工业的进步、以城镇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的发达等方面,这些变化最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各国社会相对自由的交通往来,战争的巨大消耗,促使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

当时社会有两种商业形式,一种是官营,另一种则是私营。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范蠡、端木赐等著名商人,到了战国时期,更有猗顿等人,他们都是富可敌国,名驰天下。由此可见,私人商业在这一时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甚至还有人专门开课收徒,教授致富之道。《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载,当时的周人白圭讲授致富之道时就曾提到掌握时机,精确运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之法则等原始的经商思想。而白圭也因此被尊为商贾的祖师。

战国时的大都邑,许多都是著名的商业中心,如赵都邯郸、齐都临淄,以及魏国都城大梁、洛阳等。中等都邑也开始有了市,称为“有市之邑”,如韩国的上党郡,其中70邑有市。“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会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就表现了小邑中小市交易的情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私人商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重要性也逐渐超过了官办商业。《韩非子·亡征篇》就曾说道:“商贾的钱财存放国外,可以亡国。”

如“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又如“耕田之利十倍,珠玉(经商)之利百倍”(《战国策·秦策》)等思想都表现了当时对于商业的重视,很多人都愿意从商赚取利润。当然,这种现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当时各国都先后确立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制度,这种土地私有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到了地主阶级手中,而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则由于土地的兼并而流离失所,无所依靠,只能出卖劳动力为商人劳动,或者有经济能力的,就自主经营。

当时的这些大都市,集中了各地的物品钱财,大家在一起互通有无。当时的中原市场,能够买到南方的羽毛、象牙、犀皮、颜料,北方的走马、大狗,西方的皮革、毛织品、牦牛尾,东方的海鱼、海盐,可谓品类齐全。通过商业交换,即使是在不毛之地的人,也可以得到木材,住在山地的人可以得到丰富的水产品,农民常年耕种,不动刀斧不陶不冶就可以买到器械,工商不耕不种就可以买到粮食。真正实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大繁荣景象。

商业的发展,城镇的繁荣,对一般等价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一时期,一般等价物逐渐规范化和固定化。历史记载,墨子弟子耕柱曾经到达楚国做官,得十金送墨子。然而金却可以分为三类,即金、银和铜。还有记载称,当时张仪到达楚国,问及楚国的财富几何,楚王便说楚国出产黄金、珠玑、犀象,可见这些都能够列入财富的范畴。最早将黄金白银作为贵重货币的,当属东周后期的楚国,而到了战国时期,黄金则成了各国通行的货币。

历史记载,周人有一个风俗,就是特别喜欢从事工商业而鄙视做官。通过从事工商业,他们能够获取百分之二十的巨大利润。随着时代的发展,就连深受孔子儒学思想的鲁国,也大兴经商谋利,商业变得异常繁荣。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甚至西边的秦国,也发展起了商业。直到商鞅的出现,重农抑商政策施行,商业才有所遏制,但是他的这种政策并不为当时的东方六国所取,秦国也在商鞅死后,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商业,由此而带动了社会阶层的改变。

《礼记·月令》中就记载道:“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自然财物充足,国用民用,不感缺乏,百事顺利。”表现了秦国商业的繁荣,为了能够很好地和其他国家交流,商业上的交往遂而更加的频繁,以至于到了战国末期,大商人吕不韦参与到了秦国的政治中来,成为秦国的丞相,把持秦国朝政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