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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后，原父去世。
原谨没有给妹妹打电话，让她回来参加丧礼。
都说“如果你对一个人的经历不能共情的理解，就不要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评论”。更何况，他对妹妹的经历特别共情。
给妹妹之前打的那通电话，已经让妹妹的道德为难了。他不想再为难她第二次。
丧礼上，有好多亲戚都在骂原梁燕读书出息了不孝顺，原谨一句都未与他们争辩。
因为，争辩没有意义。
这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评论妹妹的人，当初也是眼睁睁看着妹妹挣扎的人，甚至其中骂得最凶的那几个，就是当初怂恿父母早早把妹妹嫁出去的人。
原母听着村里人的“义愤填膺”，眉头都没皱一下。
老头去世，她的心已经苦到了极致。其他的事情，已经打动不了她的这颗心了。
丧礼过后一月，原谨想要把母亲接去城市生活。
他这几年挣的钱，已经足矣在城里过上富足的日子。
在原父去世当晚一夜白了头发的原母，灯下的白发亮得发白几近透明，她苍老的手捏着那根如头发丝般大小的针缝补着破了的外衣，头也没抬地拒绝了自己的儿子。
老头子走了，她的心也空了。她只想要一个人在小平房里生活。
虽然，当初她与老头都是希望儿子能够养自己老的。
原谨又提议，把小平房推了修二层小楼，这也是母亲在他面前提了无数次的事情。只是那时候父亲还在，担忧他未来的生活，并不想让他出钱修房子。
原母依旧拒绝了。
小平房虽然不是很宽敞，可这是她和老头子一起挣钱修的。
住在这里，就像是她和老头还生活在一起。
害怕儿子管束自己生活，原母直接给赶了出去，还放出话，让他干出一番事业再回家看她。
她这一辈子最骄傲的就是她为老原家生了这么一个儿子，要是他守在自己身边，那有什么意思。
这村里，现在，有哪个年轻人待在村子里的。
待在村子里的那种年轻人，谁都要说他没出息！
见母亲心意已决，无奈之下，原谨只好拜托与自己家关系还算亲密的二大娘，时刻来家里走动走动，母亲有什么状况，也拜托她及时告知自己。
同年九月份，原梁燕选择与男友何年在支教的小学举办婚礼。
她给哥哥寄了喜帖，还有一封信。
原谨看了信，知道她对父母亲还存着心结，继续瞒着她父亲去世的事情。
作为娘家人，他自然是去参加了妹妹的婚礼。
在婚礼的前夜，在妹妹的三位室友参考下，他亲自为新娘子挑选了最漂亮最精致的五件金首饰。他还给新娘子准备了一张银行卡，里面的钱足以在当地的市区买一套100平的房子。
婚礼结束，他要离开的时候，新郎追了上来把银行卡还给了他。
新郎的脸很方正，脸也红扑扑的，带着点稚气，话语却很自信。
他告诉自己这位大舅哥，未来他一定会挣到钱，让他的爱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原谨很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很为自己当初所做的事情欣慰。
当年，确认妹妹支教地点以后，他立刻联系了当地公益机构，捐了一大笔支持资金，让他们一定要仔细又慎重地挑选明年来山村支教的新人。同时，为了吸引更多来山村支教的优秀人才，他自掏腰包给愿意来山村支教的老师每月增加五百生活补助。
新年，在灶台边烧火的原谨，顺口提起了妹妹结婚的事情。
知道这事儿的原母，像是浑不在意一般，继续与他说着村里的新闻。
只是当晚闷的南瓜饭糊了许多。
原谨默默吃完了所有的糊饭，这才缓慢开口，“妈，要不我陪你去看看他们？”
“不去。”原母的态度也很坚决。
“妈……”原谨还想说点什么，原母直接收了碗筷，不再与他言语。
原谨最后还是没有待在城里。
知道妹妹结婚消息后，母亲的精神状况就有些不好了。好几次把肥料当成大米放进锅里煮，都是二大娘过来看她，才制止她的。
他为了方便照顾母亲，回了家乡，却也没闲着，找到村委会，让他们发动村民一起种刺梨致富。
他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村民们只要在自家地里种上刺梨秧苗，跟着他请来的技术指导打理，等结果的时候采摘卖给他就行。
头一年便挣了钱，第二年，村里不少外出打工的小年轻就回来了。
原来凋敝、破败、没什么年轻人的村子，渐渐多了生机。
原母这天头痛，原谨又早早被村里人喊了出去，她只好自己去找头痛粉吃。
以往她头痛，原谨都不允许她吃头痛粉的。因为这种药物里面含有一定的“咖啡因”，会让人药物成瘾。为此，他专门准备了好几种专治头痛的药放在她床头最显眼的位置。
而自从儿子三令五申不让她吃头痛粉以后，她也不想因为这事儿与儿子闹矛盾，所以很机智地把头痛粉藏在了老头的遗物里。
她知道儿子现在厉害了，村里谁见着都要喊上一声“原老板”，但他是她生出来的，她要做什么，还轮不到他来指挥。她今天就是想吃头痛粉。
只是，她有一段时间没头痛了，也不知道把头痛粉塞在了箱子的什么位置。
儿子不在家，她索性把老头的遗物箱子倒扣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找。
泛着黄、卷着边的照片，就这样闯入了她的视线里。
她皴裂的双手捏起照片一角，照片上的女孩儿扎着羊角辫，眼睛的位置已经污损，一大颗眼泪砸到相片上，她赶忙伸手去擦。
越擦照片越脏。
“怎么办呢，只有这一张照片了，怎么办呢？”
见着照片上小女孩的脸都被擦没了，她赶忙停手把照片抱在了怀里。
老头病得很严重的那天晚上，她悄悄给女儿打过电话，可是电话已经停机。
后来，她再也没联系过女儿，也再没问过女儿的事。
或许，那个夏天，在那个医院，女儿红着眼睛控诉他们的那一次。在女儿心中，父母就已经不在了。
“我不是合格的母亲。”她把女儿的照片贴在心口位置，终于哭着承认了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