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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曰：【安而履之为礼。】
王氏曰：‘安者，定也。礼者，人之大体也。’此章之内，所明承上接下，以显尊卑之道理。
释评：顺天而行也罢，招缆英雄也罢，加强道德修养、文明建设也罢，都要必须有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春秋无义战’，‘礼崩乐坏’，弑君杀父八十八起、、、、此无他，皆因社会环境之动荡不安。于是政体之建设，君臣之大义，政策法规之完善，就成了一切的关键。
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豫定谋；福在积善，祸在积恶。
注曰︰【善积则致于福，恶积则致于祸；无善无恶，则亦无祸无福矣。】
王氏曰：‘君不念旧恶。人有小怨，不能忘舍，常怀恨心；人生疑惧，岂有报效之心？事不从宽，必招怪怨之过。
人无远见之明，必有近忧之事。凡事必先计较、谋算必胜，然后可行。若不料量，临时无备，仓卒难成。不见利害，事不先谋，返招祸患。
人行善政，增长福德；若为恶事，必招祸患。’
释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当领导的，对别人无关紧要的过失百般挑剔，吹毛求疵，摆出一副自己永远正确的教师爷面孔，那么，别人就会觉得理不公，气不顺，怨恨不满的情绪也就会随之而产生。所以，不计较部属的小过，既是一个领导人应有的雅量，也会让人觉得你通情达理，富于人情味，凝聚也就因此而产生。
患祸的出现，在于没有防患于未然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如果能在灾祸未成规模的时候就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疏导，化变故于无形，就可以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安’的祥和目的。恕小过，防未患，这是无为而治天下必须掌握的一个要则。
一个人行善还是作恶，并非总是现眼热报的，灾祸或福寿都是由一件件一桩桩的恶行或善举逐渐积累而成的。孔子说：‘一个对别人有恩德的人，其福报是在三代人受到泽被之后才会消失。’周朝由于文王的先人和子孙累世积德，才会有八百多年的江山；秦始皇以霸道得天下，政权只维持十五年。国家大事是这样，个人、家庭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以讲谋钍先要看其动机是为善还是为恶。这是从政、为人首先要明白的最高原则。
至于自然法则，并无善恶之分，故尔大道、至德是无法分辨善恶、祸福的。
饥在贱农，寒在惰织；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来，贫在弃时。
注曰：【唐尧之节俭，李悝（克）之尽地利，越王勾践之十年生聚，汉之平准，皆所以迎来之术也。】
王氏曰：‘懒惰耕种之家，必受其饥；不勤养织之人，必有其寒。种田、养蚕，皆在于春；春不种养，秋无所收，必有饥寒之患。
国有善人，则安；朝失贤士，则危。韩信、英布、彭越三人，皆有智谋，霸王不用，皆归汉王；拜韩信为将，英布、彭越为王；运智施谋，灭强秦，而诛暴楚；讨逆招降，以安天下。汉得人，成大功；楚失贤，而丧国。
富起于勤俭，时未至，而可预办。谨身节用，营运生财之道，其家必富，不失其所。贫生于怠惰，好奢纵欲，不务其本，家道必贫，失其时也。’
释评：由于中华民族向来以农立国，所以农业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巩固。广大民众缺衣少食，不得温饱，是由于当政者轻视农业生产，不关心农民疾苦的结果。国富民强，是由于各种人才都得到了合理利用。倘若出现危机，则因各方面的人才流失。经济要想繁荣富强，在内政方面，全社会应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在外交方面，要与各国和平共处，营造一个安定和睦的国际环境。像尧舜那样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像李悝那样充分开发地力；像越王那样十年休养，十年生息；像汉文帝那样采用晁错的主张大力发展农业……凡此种种，都是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增强国力。相反，丧失良机，铺张浪费，舍本逐末，就要出现国弱民穷的可悲局面。
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如果真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必然会出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兴旺景象；在国际上也必然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此一来，就会成为万国来朝，九洲同庆的强国。这是治国安邦须要留意的经要。
上无常躁，下多疑心。
注曰：【躁静无常，喜怒不节；群情猜疑，莫能自安。】
王氏曰：‘喜怒不常，言无诚信；心不忠正，赏罚不明。所行无定准之法，语言无忠信之诚。人生疑怨，事业难成。’
释评：权力之所以那样具有魅力，是因为无论谁有了这根魔杖，都可以将主观意志立即变成具体而有效的行动。所以，如果掌握权力的人主喜怒哀乐无常，昏乱荒唐，进退举止没有一个人君的样子；或者急功近利，目光短浅，频繁制定各种政策法规，而且各项政策互相抵触，那么，各级官吏就会无所适从，疑虑重重。一个国家的混乱往往由此而生。
轻上生罪，侮下无亲。
注曰：【轻上无礼，侮下无恩。】
王氏曰：‘承应君王，当志诚恭敬；若生轻慢，必受其责。安抚士民，可施深恩、厚惠；侵慢于人，必招其怨。轻篾于上，自得其罪；欺罔于人，必不相亲。’
释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君臣之常道。如果为臣的对国君居功轻慢，作为权力化身的君王，即是软弱无能，也会忍无可忍，做人臣的轻则削职，重则亡身。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国之君，如果喜怒无常，欺凌侮辱下臣，臣子就不会亲近他，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政策法令就无法做到上下畅通。历史上许多弑君犯上事件，多数因此而发生。
近臣不重，远臣轻之。
注曰：【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发蒙耳。】
王氏曰：‘君不圣明，礼衰、法乱；臣不匡政，其国危亡。君王不能修德行政，大臣无谨惧之心；公卿失尊敬之礼，边起轻慢之心。近不奉王命，远不尊朝廷；君上者，须要知之。’
释评：国家最高的领导人身边的大臣如果得不到信任、重用，远离中央的地方官吏也会看不起他们。这样一来，中央的决策部署就要落空。齐桓公放权于管仲，称霸一世；刘玄德委政于孔明，终成鼎立；唐太宗以魏征为鉴，才有贞观之治、、、、这都是历史的明证。
汉武帝时，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因为后来没有得到武帝的重用，所以淮南王刘长说：去掉平津侯主父偃（西汉时任齐国丞相）易如反掌。
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
注曰：【暗也。明也。】
王氏曰：‘自起疑心，不信忠直良言，是为昏暗；己若诚信，必不疑于贤人，是为聪明。’
释评：对自己都疑神疑鬼的人，绝不会相信别人；有自信的人，绝不会轻易怀疑别人。自疑疑人，是由于对局势不清，情况不明；自信信人，是由于全局在胸，机先在手。
枉士无正友。
注曰：【李逢吉之友，则“八关”、“十六子”之徒是也。】
王氏曰：‘谄曲、奸邪之人，必无志诚之友。’
曲上无直下。
注曰：‘元帝之臣则弘恭、石显是也。’
王氏曰：‘不仁无道之君，下无直谏之士。士无良友，不能立身；君无贤相，必遭危亡。’
释评：常言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人品、行为不端正的人，所结交的朋友大多也是不三不四之辈。又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居高位者品德不规，邪癖放浪，身边总要聚集一帮子投其所好的奸掼小人或臭味相同的怪诞之徒。楚王好细腰，国中尽饿人；汉元帝庸弱无能，才导至弘恭、石显这两个奸宦专权误国；宋徽宗爱踢球，因重用高俅而客死他乡；唐敬宗的宰相李逢吉死党有八人，另有八人为其附庸。凡有求于他的，必先通过这十六人，故被称为‘八关’、‘十六子’……一部《二十五吏》，此类事例，俯拾皆是。
危国无贤人，乱政无善人。
注曰：【非无贤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王氏曰：‘谗人当权，恃奸邪榇害忠良，其国必危。君子在野，无名位，不能行政；若得贤明之士，辅君行政，岂有危亡之患？纵仁善之人，不在其位，难以匡政、直言。君不圣明，其政必乱。’
释评：在一个朝纲混乱、政乖民怨、危机四伏、民心浮动、朝野上下豺狼当道、邪恶横行的国家，是不会找到德才兼备的贤人的，这倒不是真的没有德行高迈、才情卓立的人，只不过这样的人在当时不吃香，当权者不赏识、不重用罢了。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老百姓更是好人受气，善人含冤。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许多才识之士或遁入空门，成了一代高僧，或隐逸山林，自甘清贫。诸葛亮说的‘茍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句话充分表达了乱世时贤德之士的心态。
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
注曰：【人不能自爱，待贤而爱之；人不能自养，待贤而养之。】
王氏曰：‘若要治国安民，必得贤臣良相。如周公摄正辅佐成王，或梳头、吃饭其间，闻有宾至，三遍握发，三番吐哺，以待迎之。欲要成就国家大事，如周公忧国、爱贤，好名至今传说。
聚人必须恩义，养贤必以重禄；恩义聚人，遇危难舍命相报。重禄养贤，辄国事必行中正。如孟尝君养三千客，内有鸡鸣狗盗者，皆恭养、敬重。于他后遇患难，猪盗秦国孤裘，鸡鸣函谷关下，身得免难，还于本国。孟尝君能养贤，至今传说。’
释评：古人将贤才称为‘国之大宝’。真正有志于天下，诚心爱才的当权者，不但求贤若渴，而且一旦得到治世之才，就不惜钱财，给予丰厚的待遇。因为凡是明主，都知道人才是事业的第一要务。
国将霸者士皆归。
注曰：【赵杀鸣犊，故夫子临河而返。】
邦将亡者贤先避。
注曰：【若微子去商，仲尼去鲁是也。】
释评：一个国家，如果显示出即将称雄四海的景象，有识之士就会争先恐后，趋之如骛的前来归顺，为之效力；相反，就要灭亡的国家，贤明的人将纷纷逃离故园，避难他乡。因为一介草民，即使他才德超群，也不能不顾身家性命，像丧家之犬一样过日子，只有得到明君的取用，他才会实现自己济世救民的心愿，否则只好‘择木而栖’。当年孔子想去晋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和弟子们已经走到了晋国边境的黄河之宾，听到赵简子杀了辅佐他的贤大夫鸣犊（人名），如是取消了投靠赵简子的计划。
所以，从人才的流向，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兴亡。孔子说：有智慧有道德的人，首先要回避动荡不安的时代，其次要远离祸乱危险的地域，再次是避开色情的诱惑，最后是回避流言四起的场所。这确寔是自我保护的经验之谈。
地薄者，大物不产；水浅者，大鱼不游；树秃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兽不居。
注曰：【此四者，以明人之浅则无道德；国之浅则无忠贤也。】
王氏曰：‘地不肥厚，不能生长万物；沟渠浅窄，难以游于鲸鳌。君王量窄，不容正直忠良；不遇明主，岂肯尽心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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